大学生办公技巧大全书籍(职场女性的必读书！看看Facebook首席女运营官是怎么做的)

几年前，我曾在脸谱网为美国财长蒂姆·盖特纳（Tim Geithner）主持过一次会议。我们邀请了15位来自硅谷的高管共进早餐，就经济问题展开了一场讨论。盖特纳财长与4位随行人员抵达会场，其中两位职位较高，另两位职位较低，我们聚集在脸谱网公司一个很不错的会议室里。转悠了几圈之后，大家开始随意选取自助餐。被邀请的客人中大多数是男性，他们抓过盘子、装上食物，然后坐到了最大的会议桌前。财长的随行人员都是女性，她们最后取餐，然后在房间一侧坐下。我示意她们坐到桌前来，并当着大家的面向她们招手示意，好让她们觉得自己是受欢迎的。她们犹豫半天，还是留在原来的座位上没有动。

这四位女性完全有权利参与会议，但对座位的选择却让她们看上去更喜欢旁观而非参与。我知道我得说点儿什么。会后，我把这四位女性拉到一边，我对她们说，即便没有受到邀请，她们也应该坐到桌前来；而当别人公开欢迎自己时，她们更应该主动参与。听完这些话，起初她们有些惊讶，随后就表示认同了。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转折点：就在这一刻，我目睹了存在于女性内心的障碍；就在这一刻，我意识到除了习俗等外在障碍，女性也面临着内心的斗争。几年后，当我在TED大会做关于女性如何在职场上取得成功的演讲时，我用这个故事来举例说明女性是怎样让自己退缩的，准确地说，她们自己选择成为旁观者。尽管如此，我仍为女性会做出这样的选择而感到泄气，但我也深深理解她们做出这种选择的深刻原因。

在大学高年级时，我被选拔进入美国大学优秀生荣誉学会（Phi Beta Kappa honor society）。那个时候，哈佛大学和拉德克里夫学院拥有各自的分会，所以我的入会仪式是“女性专属”的。其主要发言人、来自威尔斯利女性中心（Wellesley Centers for Women）的帕吉·麦金托什博士的演讲题目是“招摇撞骗的感觉”（Feeling Like a Fraud）。[1]她解释道，很多人尤其是女人，当她们所取得的成绩被人称赞时，会感觉那些称赞是骗取来的。她们常常感到自己不值得被认可，不配受到称赞，并心存负疚，就好像犯了什么错。即便那些在自己的领域成就斐然，甚至已是专家级别的女性，她们仍然摆脱不了这样一种感觉：我其实只是个技术水平或能力都很有限的冒牌货，现在的荣誉不过是因为碰巧被大家发现了而已。

我想这是我听过的最好的演讲。我坐在椅子上，身体前倾，使劲地点着头。我发现，我那才气逼人、绝对不是“骗子”的室友卡丽·韦伯竟然也有这种心理。终于有人明确有力地表达出我的感受了！每次在课上被点名时，我都觉得自己肯定会当众出丑；每次考试时，我都觉得自己肯定会考砸。然而，当我没有出丑甚至是表现很出色时，我又觉得自己再次欺骗了大家。而且，总有一天，好戏会收场的。

在入会仪式之后的联合招待会（也就是为书呆子们准备的后续派对）上，我跟一位男同学提起了麦金托什博士关于“招摇撞骗的感觉”的精彩演讲。他看着我，表情困惑，问道：“你为什么会觉得这种话题很有趣呢？”后来，卡丽和我开玩笑：对男人来说，那次演讲大概就像在讲“怎样应付一个所有人都不如你聪明的世界”。

有能力的人因自我怀疑而苦恼，这种现象有它的学名——“冒充者综合征”（imposter syndrome）。无论男女都容易出现这样的症状，但女性会更严重，也会更多地受其限制。 [2]即使是很出色、非常成功的喜剧演员蒂娜·菲（Tina Fey）也承认自己有这样的感觉。她曾对一家英国报纸说：“冒充者综合征妙就妙在，它让你总是在两种感觉中摇摆不定：要么自我迷恋，要么就会想‘我是个骗子。天哪，他们都中招了！我是个骗子！’于是，在自我迷恋出现时，你只是试着驾驭它、享受它，然后就渐渐觉得自己是在欺骗别人。说真的，我已经意识到，几乎每个人都是‘骗子’，所以我尝试着不让自己感觉太过糟糕。”[3]

对女性来说，“感觉像个骗子”说明的是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我...

如果让一个男性解释自己的成功，他通常会归因于自己的天赋、才能和技巧；如果问女性同样的问题，她一般会将成功归因于外部因素：之所以表现得好是因为她们“真的非常努力工作”、“运气不错”，或“有别人的帮助”。在解释失败时，男女也不同。当一个男性失败时，他会归咎于“研究得不够”或是“对这件事本来就不太感兴趣”等；当一个女性失败时，她会相信是由于自己本身缺乏能力导致的。[8]类似地，当一个男性和一个女性接收到负面的反馈时，相比男性，女性的自信和自尊会遭受到更大的打击，[9]由此引发的失败和不安全感的内化会伤及她未来的表现，所以这种心理模式具有严重的长期负面影响。[10]

苛待女性的不只是女性自己，周围的同事和舆论也都急于将女性的成就归因于外部因素。当脸谱网申请上市时，《纽约时报》曾撰文善意地提醒我（和其他人），我只是“运气不错”，而且“一路都有强有力的导师支持”。[11]之后，记者和一些网络博客对《纽约时报》的双重标准提出抗议，指出它很少将男人的成功归因于“运气不错”。但《纽约时报》所说的，其实也是我曾对自己无数次说过的话：在我事业的每个阶段，我都认为自己的成功来自运气、努力工作和他人的帮助。

我的不安全感（和大多数人的不安全感一样）开始于高中时代。那时，我在迈阿密一所很大的公立学校上学——请联想一下电影《开放的美国学府》（Fast Times at Ridgemont High）。比起学习成绩，这所学校更关心如何防止学生在校内打架、在厕所里吸毒。当我被哈佛大学录取时，很多同学都问我为什么要去一所盛产书呆子的学校，接着，他们会突然停住，意识到我也是个“书呆子”，然后不等我回答就窘迫地走开——他们已经知道答案了。

大学头一年的生活对我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第一个学期，我上了一门叫作“希腊文明中的英雄”的课程，学生戏称这门课为“狗熊见英雄”。我对研究希腊神话并没有多大热情，但学习这门课是应付文学课最简单的方式。教授在第一堂课就问我们，以前读过这些“书”里的哪一本。我低声问身边的朋友：“什么书？”“当然是《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她回答。几乎每个人的手都举了起来，除了我。教授又问：“谁读过这些书的原著？”“什么原著？”我问朋友。“希腊文原著。”她答道。有三分之一的人还举着手。显然，我就是传说中的“狗熊”之一。

几周后，我的政治哲学课教授布置了长达5页的论文，这让我惊慌失措。整整5页！我只在高中写过一篇那么长的论文，而且那还是花了一年时间的大工程。谁能在一周之内写出5页来？于是，我每天晚上都待在宿舍里，挑灯夜战。基于我投入的时间和努力，我的论文应该得A，最后的成绩却是C。在哈佛大学，要求上交的作业通常是不可能得C的，我一点也没夸张——这简直相当于留级。我去见了在招生办公室工作的主管。她告诉我，哈佛大学之所以录取我是因为看中了我的品格，而不是我在学业上的潜质。这话倒挺有安慰作用。

此后，我更加专注、更加努力地学习。到了期末，我终于学会了怎样写5页的论文。但是，不管我在学业上做得多么好，我总觉得自己会被抓个现形，人们会发现我并没有真的学到什么。直到我听到帕吉·麦金托什关于自我怀疑的演讲，我被震住了：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我觉得自己像个骗子，而是我感受到了内心深处的某种东西……而且它还是个彻头彻尾的错误。

根据我和弟弟戴维一起长大的经历，我很清楚这种形式的自我怀疑对女性来说是件寻常的事。戴维比我小两岁，我们之间的感情很好。在家里，他与妻子共同分担照顾孩子的责任；他是一个儿童神经外科医生，每天都在见证令人心痛的疾病以及事关生死的决定。尽管我们在同一个家庭长大，但戴维总是显得比我更自信。在高中时，我们都在某个周末下午被约会对象通知取消晚上的约会。那一个周末我都闷闷不乐地在家里打转儿，想知道自己到底哪里出了错。而戴维却对遭到女友拒绝的事一笑了之，先是说“这女孩儿错过好事啦”，随后便跑出去和朋友打篮球。还好有我的妹妹安慰我，那个时候她就已经显露出超出同龄人的智慧和同情心。

几年后，戴维也考进了哈佛大学。当我已经上大四，他上大二时，我们一起选修“欧洲思想史”这门课。我的室友卡丽也上这门课，因为她的专业是法国文学，这门课给了她很大的帮助。她不但每堂课必去，而且读完了课程指定的10本书，重要的是这些书都是原著（是的，这个时候的我已经知道“原著”意味着什么了）。我也每堂课都去，也读完了课程指定的10本书……不过，是英文版的。戴维只上过两次课，而且只读了其中一本，然后在期末考试前他冲进我们的宿舍，要求我们帮他进行考前辅导。考试时我们3个人坐在一块，在试卷上奋笔疾书了3个小时。走出考场时，我们询问彼此考得如何。我很不开心，因为忘记了将弗洛伊德的“本我”概念与斯宾诺莎的“意志”概念联系起来。卡丽也很发愁，后悔自己没有充分地解释康德对“崇高”和“优美”的区别。我们继而问起戴维：“你感觉考得如何？”“和平时一样啊。”“一样？”我们问道。“是啊，”他说，“一样得‘A’呗。”

他说对了，他的确一如既往地得了“A”。事实上，这次考试我们三个都得了A。我弟弟的自信并不过分，但卡丽和我的不安全感却有些过分了。

这些经验让我知道，我需要在理智与情感上做些调整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渐渐明白了这个道理，尽管要完全摆脱自我怀疑还是非常困难的，但我能够理解这当中的确存在着某种扭曲。我绝不会像我弟弟那样即便不付出什么努力也能拥有自信，但我可以试着克服“自己正不断地滑向失败”的想法。当我感觉自己无法胜任某项工作时，我会提醒自己：我没有考砸大学的每一场考试，一次也没有。我学会了将“扭曲”的心态扳正。

我们认识的人中都有一些极度自信的人，他们没有权利不自信。我们认识的人中也有一些人，如果再自信一点儿就能做出更大的成绩。事实证明，缺乏自信会成为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告诉自己或别人，一定要发自内心地相信自己就是做某项工作的最佳人选。直到今天，我还开玩笑说，我希望自己一天中能有那么几个小时像我的弟弟或丈夫那样自信满满，那种感觉一定相当好，就像每天都能得“A”一样。

当感觉不到自信时，我告诉你一个窍门，就是要假装自信。有时候这招很管用。这个诀窍是我在20世纪80年代教健美操时发现的（你可以想象我穿着银色的紧身衣、暖腿袜套、发套——这些和我的大蓬头非常相配）。受简·方达（Jane Fonda）信条的影响，练习健美操意味着得整整一个小时保持微笑。有些时候，笑容是自然流露的；有些时候，我心情很糟糕，就不得不假笑。不过，在强迫自己微笑一阵之后，我常常会觉得快乐了许多。

我们中许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正生着某人的气时，又必须马上在众人面前装出“一切都很好”的样子。我和丈夫戴夫就有过这种体会。有一次，当我们两人之间因争吵而导致气氛逐渐紧张时，突然发现不得不去一个朋友家吃晚饭。于是，我们便挂上“一切都很好”的假笑容。奇妙的是，在几个小时后，之前的不快都自动消散，一切似乎真的已经变好了。

现有的研究都很支持这种“假装自信，直到变得自信”的策略。一项研究表明，当人们采取大幅度的动作时（比如肢体的伸展运动），只要持续两分钟，主导力的荷尔蒙水平（即睾酮，男性荷尔蒙的一种）就会上升，而压力荷尔蒙水平（即皮质醇）就会下降，从而让人感到自己更有力量、更有责任感，也更愿意承担风险。这说明，简单的姿势变化会让态度产生重要的变化。[12]

我并非建议大家过分自信以致傲慢或自负。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如果表现出这一点，人们都不会喜欢。但感觉自信或假装自信，对于争取生活中的机会是必要的。这是老调重弹了，但机会的确会青睐那些积极争取机会的人。我在谷歌工作的6年半时间里，雇用了一个4 000人的团队。我并不认识每一个人，但我知道其中处于最高层职位的有100多人。我注意到，一般情况下，就积极争取机会而言，男性比女性行动得更快。当我们宣布有新的空缺职位或是开始新项目时，男员工们都一个个来敲我办公室的门，毛遂自荐，向我解释为什么他们是新的领导职位的最佳人选。即使在一项新的空缺职位产生前，男性也更有可能去尝试获得成长的机会。他们对自己的发展总是急不可耐，相信自己有能力做得更多。他们常常是对的，就像我弟弟一样。

以我的经验而言，女性对于角色变化、寻求新的挑战则更为谨慎。我常常发现自己总是在试图说服她们进入新的领域工作。我已经和女性员工有过多次谈话，她们对我的鼓励通常作此回应：“我在这方面可能不是很擅长”，“这项新工作听上去很令人兴奋，但我没有类似的工作经验”，或“现在的工作中我还有许多要学习的”。印象中我似乎从没与男员工有过这样的对话。

考虑到当今世界发展速度之快，抓住机会就显得尤为重要。主管经理很少会有时间仔细地考察每个申请职位的人，他们更不会去说服沉默谨慎的人申请职位。而且，“机会”也越来越难以被确切定义。相反，机会正是来自一个人对某件事的全情投入，而这件事随后就会成为他们的工作内容。在我刚加入脸谱网时，我与手下的团队讨论过一个关键的问题：“我们打算做的业务是什么？”许多人都坚持己见，于是讨论变得十分热烈。一个星期过去了，意见仍没有达成一致。我们的首席谈判代表丹·罗斯（Dan Rose）用整个周末来搜集市场数据，以便让我们从分析的角度来重新组织讨论。他的努力打破了僵局，然后我扩大了他的职责范围，让他管理产品营销和交易团队。如此来看，在工作上积极主动就一定会带来回报。如果一个人总是等着别人告诉自己该做什么，我们就很难设想他能成为领导别人的人。

美国思科（Cisco）公司的首席技术官帕德玛锡·华莱尔（Padmasree Warrior）曾被《赫芬顿邮报》问及：“你从过去所犯错误中学到的最重要的教训是什么？”她回答说：“当我的事业刚起步时，我拒绝过很多机会，因为当时我想‘我这个水平还胜任不了这项工作’或是‘我对这个领域还不了解’。现在回想起来，在某个特定时期，迅速学习并做出成绩的能力才是最重要的。如今我常跟人提到，当寻找你的下一个目标时，其实没有所谓的完全合适的时机。你得主动抓住机会，创造一个适合自己的机会，而不是一味地拒绝。学习能力是一个领导者必须具备的最重要的特质。”[13]

IBM公司的第一位女性首席执行官金妮·罗梅蒂（Ginny Rometty）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在事业刚起步时，她接到了一份“重要工作”。她担心自己没有正式工作的经验，就告诉招聘人员自己需要考虑考虑。当天晚上，她与丈夫聊起这次工作机会，她丈夫问道：“你觉得一个男人会像你一样回答那个问题吗？”“这件事教会了我，一个人必须非常自信，”罗梅蒂告诉记者，“即使你内心对于自己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有着严格的评判标准。而且，对我来说，这也意味着自己将承担一定的风险。”[14]

我一直担心的，不仅在于女性不太愿意毛遂自荐，还在于我们没有关注并纠正这种心理上的差距——“我们”也包括我自己。几年前，我曾对脸谱网几百名员工做过一次关于性别问题的演讲。演讲结束后，我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多地回答他们的问题。那天下午，我回到办公室，一位年轻的女员工正等着和我谈话。“我今天学到了一些东西。”她说。我感觉良好地问她学到了什么，以为她会称赞我的讲话有多么打动她，恰恰相反，她说：“我学会了让手一直举到底。”她解释道，我在演讲接近尾声时说过只回答两个问题。等我回答完，她才将手放下，其他女员工也放下了手。但有不少男员工还举着手，由于还有人举着手，我就又回答了几个问题。我的话并没打动她，她的话倒像砖头一样砸中了我。即使我做的演讲是关于性别问题的，但我自己就忽略了这位女性。

如果我们想要一个更平等的世界，我们就必须让领导者知道，女性不太可能一直举着手。我们需要所有机构和个人都关注并通过鼓励、促进和支持更多的女性来改进这种行为。女性必须学会让手一直举到底，因为当她们放下手时，即使是最细心的经理可能也不会注意到。

当我刚开始为拉里·萨默斯工作时，他是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刚和做税务律师的维姬女士结婚。他很支持维姬的事业，总是鼓励她“像个男人一样去要账”。他的意见是男人把思考问题的时间——甚至洗澡的时间，都看作是可以计费的时间。不过，他的妻子及其女性朋友们会在某一天觉得不“在最佳状态”的情况下，减少办公时间以“公平对待客户”。你认为对于法律事务所来说，谁更有价值？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拉里告诉她们，哈佛法学院的一位著名教授曾被一位法官要求逐条列记一桩法案。教授回应道，他不能这么做，因为他常常会同时思考两件事情。

即使是现在，我还远称不上能够自如地表现出自信。在2011年8月，福布斯公布了该年度“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女性”排行榜。[15]我很清楚，自己位列其中并不是科学公式计算的结果，杂志喜欢制造排行榜是因为当读者点击每个人物的名字时，都会产生很大的页面浏览量。不过，我很吃惊地——准确地说是吓坏了，发现我位列这个排行榜的第5名，恰好排在德国总理默克尔、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巴西总统罗塞夫和百事公司首席执行官英德拉·努伊的后面。而且，我居然排在米歇尔·奥巴马和索尼娅·甘地的前面，这太荒谬了。我母亲打电话来说：“亲爱的，我的确认为你很有影响力，但跟米歇尔·奥巴马比就很难说了。”你认为呢？

我真没觉得自己有多大的影响力，反倒感觉被暴露在公众视野里，很是窘迫。当脸谱网的同事在办公楼里拦住我大加称赞时，我告诉他们这个排行榜是“可笑的”。当朋友们在脸谱网上发布新闻链接时，我请他们删掉帖子。几天后，长期担任我的执行助理的卡米尔·哈特把我叫进会议室，并关上门——这是一次严肃的谈话。她告诉我，我对福布斯排行榜这件事处理得很差劲，我应该立即停止与那些提起福布斯排行榜的人争论“为什么这件事是荒谬可笑的”。我在太多人面前表现出了自己的不自在和不安全感，其实，我只需要说声“谢谢”就可以了。

我们都需要像卡米尔这样的同事，他们会真诚地指出我不合宜的回应。她是对的。不管排行榜是否荒谬，我不是发起者，也没有必要产生过于负面的反应。我怀疑，一个男人会不会因为感到自己越来越有影响力而不知所措。我知道，我的成功来自于勤奋的工作、他人的帮助以及在正确的时间站在了正确的地方。对于那些给予我机会和支持的人们，我会对此感激涕零，心存无限感恩之情。我承认，出生在一个健康、开放的家庭，而不是世界上那些连女性的基本权利都没有的地方，绝对是好运气。我相信我们所有人——不管男人还是女人，都应该承认自己拥有好运气，应该感激曾经帮助过自己的那些人，没有人能够单打独斗地完成任何事情。同时，我也知道，为了继续成长、挑战自我，我必须要相信自身的能力。我仍然要面对那些超出我资历的事情；我仍然会偶尔感觉自己像个“骗子”；我也仍然会时不时地发现自己在谈话中被忽略、不受重视——而我身边的男士们却不会有这些想法。好在我终于知道应该深吸一口气，仍然让自己的手高举着。我已经学会了往桌前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