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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期德国工业化的浪潮，促使德国人大量移民海外的推动因素——劳动力过剩问题，已演变为劳动力的短缺。

这种变化构成了大量外国劳工涌入的背景，到一战前，外国劳工数量已达到一百二十万之多，他们遍布于工农业生产的各个部门，德国因此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劳动力输入国”。

1871-1911年的德国经历了一个从拥有强大工业的农业国向拥有坚实农业基础的工业国的转变过程。

趋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力量震撼了整个德国，蓬勃发展的经济为各阶层的人们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它不仅使社会的纵向流动更为频繁，还加速了整个国家内的横向流动——即人口的迁移，作为移民输出国和中转国的德国，其工业和商业的发展这时足以产生磁吸效应，不仅吸收了本国的剩余劳工力，还吸收了外国特别是周边国家的劳工大量、持续输入。

外国劳工的输入，首先是与德国东北部的农业结构性危机联系在一起的。东部庄园的农业工人在哈登堡——施泰因改革后，虽拥有人身自由，但他们的生活状况却仍然是糟糕的，他们的工资很低，而且在工业保险法典通过的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大多数工业工人仍然不能享受疾病保险。

由于工业经济日益发展所带来的繁荣，工业中劳工力已普遍受到"逃向工业储备的内部移动道路"吸引，又由于在德意志乡村中公民权贯彻上的困难，因而农村劳工力流动的趋势在德国内部显得更为强烈。

普鲁士的农业工人为谋求更好的生存条件，大量迁入城市，特别是西部鲁尔地区的工业城市，并且去了以后就很少回到本村。这便造成了普鲁士地区的农业劳工力短缺，虽然农业技术的进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这一矛盾，但在东部的气候条件下，是需要大量的季节性劳工的。

有几种农业，例如甜菜和马铃薯的种植，特别依赖于这种劳工。东部各省的波兰农民移居普鲁士地区，从事收割工作，由来已久。到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来自俄国和哈布斯堡的其他斯拉夫人也加入到这一行列中来，从事季节性或经常性的劳工。

德国工业的迅猛发展构成了吸引外国劳工持续输入的第二个因素。尽管有国内农业人口向工业的转移，但从总体上看，工业劳动力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缺口依然是相当大的。

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所导致的一系列社会立法使雇佣国内劳动力的成本越来越高，雇主们便把眼光投向廉价、顺从的外国劳工。雇佣外国劳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一来可以弥补劳动力的短缺，二来可以对国内有组织的劳工形成竞争压力，迫使他们降低要求。

有许多外国劳工把德国作为通向美国的中转站。对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东欧移民来说，他们对美洲大陆的向往要远远超过其他地区。美洲大陆虽然远隔重洋，但获得工作机会和公民身份比较容易。并且，这时美国并未对外来移民关紧阀门。许多人到德国务工，就是为了挣足钱购买一张去美国的船票。

外国劳工来到德国，不管是从事农业，还是从事工业，都无外乎寻求比家乡稍好一些的生活条件。

他们不奢望能暴富，如果有一种过得去的前景值得他们去憧憬，他们便心满意足了。较之于本土工人，外国劳工是比较容易满足并较少提出更多要求的阶层。在考察外国劳工的生活状况时，可以认为，他们的生活状况是与德国劳工阶层的最下层这样一种社会地位相符合的。

外国劳工特别是在城市从事工业生产的外国劳工往往聚居在一起形成比较独特的社区，这种社区形成的主要原因有:一是外国劳工共同的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使他们总是向那些居住环境差但房租相对便宜的地方聚集。二是相同的文化背景，使他们愿意与来自本土本乡的人住在一起。

外国劳工的聚集区，一般而言是当地居住条件最为恶劣的地方，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方面是雇主为降低成本，不愿在外国劳工住房上投资太多，另一方面是外国劳工流动性大，加上工资水平低.制约了他们寻求较好住房的积极性。

雇主为外国劳工提供的住房通常是有限的，这种住房由于管理严格，被称之为"兵营"。只有那些已婚的外国劳工才有机会在"兵营里获得一个面积不大的套间，而那些未婚的青年男女就只有住集体宿舍的份了。

有幸居住在套间的已婚工人为了增加自己的收入通常将多余空间租给新来者。所以总体而言，"兵营"是拥挤不堪的。1 905年，不来梅一家亚麻工厂的宿舍区，50个套间便住了350人。

由于恶劣的居住条件，并受其他各种条件的制约，外国劳工的社区很少能建立起完善的教育系统，外国劳工的子女大多数被送到本地的学校接受教育。

对于大多数来自东欧的外国劳工而言，由于他们天主教和东正教的信仰，使他们比较愿意为子女选择一所天主教学校。

尽管外国劳工重视教育，他们中甚至有些人将子女送到私立学校，但由于这个阶层的流动性和他们的经济状况，使他们的子女不可能接受系统的教育，亦不可能通过教育来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虽然相对于他们的父辈而言，外国劳工的子女具有语言上的优势，但他们仍然无法摆脱处于社会最下层的命运。

在外国劳工中，结社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以组织得最好的波兰为例。早在1890年，波兰人已经有了自己的刊物《波兰战士》。1904年已经有150个教会组织的协会，会员总数达到15万人。

除了教会组织外，还出现了合唱队、体育组织、妇女协会等等。1902年，在波兰劳工中成立了"波兰职工联盟"，10年后，该组织的成员达到78，000人。这些组织在接纳新劳工、开展互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些组织常常带有浓厚的民族、地域色彩、语言隔阂、生活习惯的差异、不同的宗教背景，再加上本能的戒备心理，使得跨民族的外国劳工组织很难建立起来。

尽管德国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外国劳工，但不论是政府，还是公众，都不愿将外国劳工接纳到主流社会中来，更不用说让他们参与政治和社会事务了。

1907年的统计数字表明，外国劳工已经占工人总数的41%，但对于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德国官方并没有制定一套完整的、系统的、可实行于全国的政策，有明显的证据表明德国存在一种歧视外国劳工.阻止他们地位上升的机制，而这一机制最强有力的支持者正是官方。

例如，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在煤炭、钢铁行业，工人如果想谋求高职位，必须通过当局的德语水平测试。1911年，位于布雷斯劳的皇家矿业高等办公室为本地工人保住较有价值的工种而对外国劳工的晋升设置种种障碍。

考虑到德国的普鲁士——德意志这样一种特殊的政治结构，普鲁士所制订的针对外国劳工的政策，可以看成是具有指导意义的。在普鲁士基于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的指导思想中，中心的任务是推行"反波兰"政策，即抹杀波兰的民族意识，并强制推行"日尔曼化"，具有代表性的措施是不允许波兰人在公众场合用波兰语交谈。

普鲁士还试图控制波兰人进入德国的人数和流动范围，不管其来自俄国、奥匈占领区，还是本国占领下的地区。1907年，普鲁士内部制订了一项法令，向进入普鲁士的外国劳工都必须领取身份证，以限制他们流动。这项法令最初是针对波兰人的，但在1909年，所有进入普鲁士的外国劳工都必须领取身份证。

对于外国劳工的直接雇佣者——工厂主和农场主而言，他们一方面希望可以不受限制地使用外国劳工，另一方面，又希望借助政府的权威将外国劳工变成"任意处置的劳工力"。

因此，雇主们从本集团利益出发，对政府的外国劳工政策采取有限的支持。雇主们坚持将外国劳工的招募权掌握在私人机构，而反对政府设立官方机构对外国劳工进行统一招募。雇主们特别是农场主支持政府限制外国劳工的自由流动，因为他们担心，若允许外国劳工自由流动，会造成劳工力的大量流失。

与政府和雇主一样，广大德国公众对外国劳工的态度是冷漠的。尽管外国劳工的到来使得他们中的一些人有了地位提升的可能性，但他们并不欢迎外国劳工来到这个国家，对外国劳工的苦难视而不见。

某人如果贫困潦倒，他的邻居们便说他生活得像一个波兰人。一个英国观察家在1908年写道:在对待这些外国工人方面是很少有同情之心的，人们从心底就厌恶这些人，但是把他们的到来看作是一种必要的坏事。

人们发现，对外国劳工最严厉的攻击常常来自社会民主党的报纸。1907年，一家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声称，应该将所有的意大利人和克罗地亚工人驱逐出境。

由于不被当地社会所接纳，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政治动荡与经济萧条，几乎所有的外国劳工都相继离开了德国，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辗转去了美洲，大多数人则回到了家乡，和来的时候一样，他们仍然一无所有。

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被德国现代化进程所吸引的外国劳工，只是被当作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廉价劳工力，虽然他们为德国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但并不能被接纳到德国社会中去。

考察在此期间外国劳工在德国的生活状况及政府与公众的态度，并联系到后来德国历史上最为惨痛的教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启示:一个国家在其现代化进程中，必须抛却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对外来移民持一种宽容、开放的态度，以使其民族心理不致扭曲、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