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安物流文员办公技巧学习(军史丨我军高级干部以身作则赢得爱戴)

来源中国军网综合

必与士兵同滋味的黄公略，“咬牙干部”宋任穷，鼓励女儿带头转业的杨得志……翻开厚重的军史，我军高级干部以身作则的故事感人至深。请关注今天出版的《解放军报》的报道——

黄公略烈士雕像。资料照片

黄公略——

必与士兵同滋味

■赵少明

黄公略是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是中央军委确认的我军36位军事家之一。1930年毛泽东赋词《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赞曰：“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对黄公略的功绩作出高度评价。笔者近读《黄公略将军传》等书，既对黄公略对红军所作出的贡献有了系统了解，更对黄公略率先垂范严守红军纪律的品德肃然起敬。

黄公略军长率红6军在赣西南打游击期间，尽管军事环境险恶、军需给养困难，但在上述双重困难面前，他依然带头严守红军各项纪律。当时黄公略因日夜操劳军务身体很虚弱，支援红军积极分子、房东鲈妈妈为给黄军长补身体，将自家的一只老母鸡杀了炖好，托黄军长警卫员高书官送给黄军长。警卫员将鲈妈妈炖好的鸡端给黄军长时，黄军长严肃地问鸡是从哪里弄来的？警卫员说明情况后，黄公略便嘱咐警卫员到经理处领取自己下月的薪饷一块大洋，作为鸡钱付给鲈妈妈。警卫员爽快地答应坚决照办，同时恳请黄军长将鸡吃了补补身体。黄军长则一边答应“我吃鸡！”一边却端起鸡走进红6军第3纵队一个连队厨房，把鸡全倒进锅里，又操起锅铲将整只鸡铲成碎块。随后黄军长在连队食堂同该连士兵一起吃了这顿饭。红6军第3纵队徐彦刚纵队长当时目睹了这一过程。

当晚，徐彦刚找黄军长汇报工作时，正逢黄军长伏案聚精会神地读书，见徐彦刚进来便指着书上一段文字念道：“夫将帅者，必与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敌乃可加，故兵有全胜，敌全湮灭。昔者良将之用兵，有馈箪醪者，使投诸河，与士卒同流而饮。夫一箪一醪，不能味一河之水，而三军之士思为致死者，以滋味之及已也。”警卫员高书官因听不懂古文，于是问黄军长：“军长，这段话是什么意思？”黄军长循循善诱地解释说：“兵书上说，将帅须与士兵共甘苦，才能战胜敌人。书中还举例说从前有个善用兵的将军，有人赠他一竹筒酒，他叫人把酒倒进河水里，与士兵共同而饮河水。一竹筒酒虽不能使河水都有酒味，但全军将士却因此受到激励，愿跟随将军拼死而战。”接下来黄公略说道：“我们红军每次打仗都有许多群众上前线，搞交通、侦察、运输、向导、送饭、救护伤员。群众为什么拥护我们？因为我们是为工农打仗。如果我们违背为工农打仗的宗旨，我们就失去群众。在外失去群众、在内失去士兵，我们就会打败仗。”

黄公略以其高尚的品行，赢得了广大士兵与群众的爱戴。不幸的是，1931年9月15日，黄公略率部参加方石岭追击战，歼灭国民党军第52师等部。在指挥部队转移途中，黄公略于吉安东固六渡坳遭敌机袭击，身中数弹，壮烈牺牲，时年33岁。

宋任穷——

“咬牙干部”冲在前

■战琳琳

1943年，冀南抗日根据地斗争异常艰苦与残酷，党中央考虑到为了减轻当地人民群众的负担，保存队伍力量，先后调出冀南军区主力部队撤回太行山，刘伯承和邓小平也多次指示把区党委和军区领导机关撤到平汉铁路以西相对安全的地方。时任冀南区党委书记、冀南行署主任兼冀南军区政治委员的宋任穷，为保住来之不易的胜利成果，却下决心带头留下来坚守抗日根据地。

当时，冀南地区遇到历史上罕见的严重自然灾害。先是百年不遇的旱灾，白花花的盐碱地颗粒无收。旱灾又伴随着虫灾，蝗虫一来，如黑云遮天蔽日，顷刻之间寸草不留，冀南地区近五百个村的庄稼全被蝗虫吃掉。日军还放水淹地，造成水患。灾荒过后痢疾、霍乱等瘟疫盛行，老百姓死人无数，有的地方甚至成了无人区。而日军又经常组织大规模的扫荡、合围、封锁、蚕食、治安强化，抗日根据地被严重分割，与敌战斗频繁。

依照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宋任穷指示区党委、行署以及军区的后勤机关都转入后方。他带领留下来的不足二百人的少数机关干部和直属队坚守根据地。他们商定，一旦发现敌情就分成两股，各自为战。当时，由于战斗频繁，无论干部还是战士都穿便衣，宋任穷他们隔一两天就要转移驻地，干部战士都睡在一个房子里打地铺。晚上睡觉时，衣不解带，枪不离身，随时应战。

部队一方面要随时打仗，一方面要解决吃饭问题。宋任穷带领干部战士深入群众，积极组织生产自救。那时候没有食盐，大家就把盐碱地上的硝盐刮起来，放在缸子里加水熬了当盐吃，苦得难以下咽。没有粮食，牲口也都饿死了，只好组织人拉犁。宋任穷和大家一起拉犁耕地，八个人拉一个犁，每天耕三亩地。饿着肚子代替牲口拉犁，那滋味真不好受。开始的时候，为了加油鼓劲，大家有说有笑，可是过个把钟头，情形就不同了，说笑声没有了，歌声也没有了。等到天黑收工时，简直一步也走不动了。由于长期耕地，宋任穷累得一再吐血。由于缺乏营养和得不到及时治疗，宋任穷一条腿的前面全烂了。他咬着牙，依然带领大家坚持生产自救。他拖着虚弱的身体，走遍附近的村村县县，布置工作，发动群众，坚持抗战。

正是凭着顽强的革命意志和乐观主义精神，发扬吃大苦耐大劳的光荣传统，宋任穷率领干部战士和冀南人民咬紧牙关一起度过最艰难的时期。冀南老百姓亲切地给了他一个称呼：“咬牙干部”。

1985年10月，杨得志总参谋长（左）观看英、法、德武装直升机打靶。资料照片

杨得志——

鼓励女儿带头转业

■解海南

1980年3月，杨得志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此时，国家已经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军队的调整改革也全面展开。总参谋部作为全军军事工作的领率机关，肩负着军事工作调整改革和自身全面建设的重任。

军队体制编制的调整改革，是杨得志上任后最繁重的任务之一。他积极贯彻邓小平军队要“消肿”的指示，组织领导有关部门，深入部队调查研究，在充分了解论证的基础上，于1985年制定了军队体制编制调整、精简整编方案。方案确定：裁减军队员额100万。这是自人民军队建军以来最大数额的一次裁减员额。在落实裁军100万这一艰巨任务时，杨得志特别强调，要切实完成精简整编任务，不能有丝毫折扣，不能有任何突破。各级领导要带头，总部机关要带头，总参要首先带头。

杨得志要求部队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他不仅裁掉了自己曾经领导的单位，还铁面无私地裁掉了自己的女儿。

根据精简整编方案，杨得志的女儿杨秋华所在单位被确定不再占用军队编制，要集体转业给地方，所有人员由军人身份变成地方职员，也就意味着要集体“脱下军装”。大家普遍不情愿，一是眷恋这身军装，二是感觉裁军后军人的待遇会有很大提高。这时，单位里已经有人调到不脱军装的部门去了，以杨秋华的情况也可以调离要集体转业的单位。她的上级领导在征求她的意见时，表示可以做出选择。单位的同事也议论纷纷，认为干部的子女是不会转业、脱军装的，总长的女儿更不会，肯定会调走，有人甚至为此打起赌来。

杨秋华何尝不想留在部队呢？她从小生长在军人家庭，参军也十几年了，对部队有深厚的感情，对军装有浓厚的情结，将来授军衔她还可以被授予校官。杨秋华不敢把想调走的想法和父亲说，便向母亲透露了心思。她对母亲说，如果将来不能授军衔改个文职也行，就是不情愿脱下这身军装。母亲对她说，爸爸、妈妈非常理解女儿的心情，但现在全军都在裁军，裁到自己的女儿头上了，女儿调走了，不转业了，这样影响不好，希望女儿顾全大局，随单位一起转业。杨秋华觉得一向对子女疼爱有加的父母，在女儿前途命运面前怎么这样不近人情，她想不通。为解开女儿的思想疙瘩，杨得志把女儿叫到身边，语重心长地说：“爸爸是总长，大家都在看着爸爸，大家把总长当作一个形象，那就是党的形象，如果做得好，会给党争光，如果做得不好，就会给党抹黑。作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要起带头作用，有困难首先要冲在前面。”杨得志还对女儿说：“想想战争年代那些为革命流血牺牲的人，我们牺牲点个人利益又算得了啥呢？”杨秋华终于理解了自己的父亲，理解了这位老共产党员的革命情怀。

之后，杨秋华愉快地随单位转业到地方，脱下了自己心爱的军装，成为一名地方职员。

彭雪枫在抗战中。资料照片

彭雪枫——

忍痛卖爱马度春荒

■胡遵远 胡海弘

抗日名将彭雪枫，虽然是新四军的高级干部，但他时时处处都为群众着想，始终与群众同甘共苦、保持密切联系，被毛泽东称为“共产党人的好榜样”。

1939年2月，担任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彭雪枫，率领部队进驻河南永城县书案店。阳春三月的书案店，阳光明媚，微风和煦，绿柳如烟。春天是美好的，但严重的春荒却在不断加剧，群众家中开始缺粮，甚至出现断炊户。已到春播季节，但一部分群众却为没有钱买种子播种而发愁。

一天，供给处长资风向彭雪枫汇报，伤病员的药品已经用完，部队每天每人五分钱的菜金已发不出，财务也只剩下三四块钱。部队光靠挖野菜充饥，是难以度过春荒的。战士们的体力明显下降，还有不少人因吃野菜而泻肚子。

资风，这位井冈山时期的红军干部，平时克勤克俭、忠诚老实，是革命队伍中的一位好管家。可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在经济如此拮据的情况下，要供养千军万马，这日子叫他如何操持呢？

彭雪枫面对当前困难，他沉思片刻说：“就是挖野菜也是与民争食的行为，我们要把一切可以吃的、喝的、用的都让给群众。”

彭雪枫双眉紧锁，沉默良久。他站起身来在屋子里来回踱步，思索着度过春荒的办法。他脑海中突然闪现了一个念头：卖马！

彭雪枫回到司令部，立即把供给处长资风、副官雷鸣叫来，严肃而郑重地交代说：“现在部队经费困难，一时又难以解决，明天你们把直属队的那些马，包括我的那匹枣红马牵到集上卖了，以解我们的燃眉之急。”

听了彭司令员卖马的计划，资风和雷鸣起初都不赞成。彭雪枫的这匹全身赤红、没有一根杂毛，同熟透了的枣儿一样的枣红马，谁见了都说是匹宝马良驹。彭雪枫向来爱马成癖，这匹枣红马就像他的亲密战友一样，跟随他艰苦转战，立下了许多战功，要不是为了度过难关，他怎能舍得卖掉马呢？

次日，资风牵着彭雪枫的这匹枣红马，连同十多匹战马到集上把它们卖了。这些战马是指战员们的亲密战友。但是，为了抗战，为了度过春荒，只好忍痛割爱。

面对官兵们痛失战马的心情，彭雪枫在大会上对大家说：“目前春荒严重，部队经费困难，群众生活艰苦，我们怎能忍心雪上加霜、增加民众的痛苦呢？我们共产党人应学习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咬紧牙关、熬过春荒。古时候，秦琼受困于山西潞城，不是卖掉了他心爱的黄骠马嘛！今天，为了打鬼子，为了民族的解放，我们暂时卖掉这红骠马、黑骠马、白骠马，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不骑马不要紧，没有马还可以步行，行装物品大家可以分开带。没有吃的可不行，特别是伤病员缺盐少油的更不行。卖了马，可以换来柴米油盐。再说，目前春种在即，正是老百姓用马之时。这样做，正好是军民两利啊！”

卖马换来的“救命钱”，不仅暂时解决了部队的吃饭问题，而且还救济了无粮断炊的贫困户。在春播前，彭雪枫还指示部队拿出一部分钱，解决群众无力买种子的困难，使军民并肩携手度过了春荒难关。

黄克诚在苏北。资料照片

黄克诚——

巧省布料减轻群众负担

■王子君

1941年1月，黄克诚被任命为新四军第3师师长兼政治委员，率新四军第3师在苏北抗日。

苏北地区由于日、伪军的残酷扫荡和经济掠夺，生产力遭受很大破坏，抗日军民的生活极度困难。

根据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指示精神，黄克诚向全师发出《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训令》，要求全体主力及地方部队，在不妨碍战斗的条件下积极开展大生产运动。同时要求部队珍惜民力，厉行节约，反对贪污浪费。

当时，盐阜区种植棉花，却没有纺织厂。老百姓穿衣，全靠自己手工纺织，一年织的土布还不够自己穿衣用，干部战士军装用布更是困难。1943年部队发放夏季服装时，棉布不能满足部队需要。黄克诚在指挥抗日战斗之余，也思考着如何解决部队棉布供应困难问题，以减轻人民的负担。

一天深夜，黄克诚突然有了主意。他拿着军帽，让妻子唐棣华帮他改帽箍。

新四军的单军帽，沿用了国民党军队陆军军帽式样。这种军帽，在后脑处多一道双层布箍，放下来，前面部分可以拉到下巴，但这种帽箍平时没多大作用。黄克诚早就在琢磨怎样把这道帽箍由双层改为单层。他盘算着，一个人帽子一个小布条，100个帽子就能用尺量了，第3师两万余人，算起来就能节省三四千尺布，要是全军算起来，就更多了。他让唐棣华把他的帽子改成单层箍，他先试戴。

唐棣华听黄克诚这一算账，很是惊喜，连忙掏出针线包，把帽子拆下来改成单层箍，又一针一线地缝合。黄克诚戴起帽子，正了正帽檐，高兴地说：“这跟双层箍的帽子不是一个样嘛！”

第二天一早，黄克诚就把这顶改过的帽子交给师部其他干部试戴，大家都一致认为，这样改得好，帽子同样戴，又省了布。

黄克诚从帽箍得到启发，又仔细地审看自己穿的军装，思索如何节省更多的布料，最后提出改革制服的办法：上衣翻领改成直领，去掉两只口袋；裤子由宽大的中式裤腰改为西式小裤腰；不发绑腿布。军装本来就是土布做的，改装后就显得更“土”了。新四军第3师和苏北军区的全体指战员领到新军装时，有人发起了牢骚。为此，黄克诚穿着和大家同样的“土”军装，专门召开大会。他说：“军装改一下并不影响我们穿着。我们现在土，现在不习惯，以为不美观，但我们今天的节省，是为了明天的丰富多彩……全师两万余人，一天一人省一两粮，一天就是上千斤粮；一人一套军装节省一二尺布，全师省下来的布料有一万多米，积少成多，就能派大用场……”

果然，此项改革举措的作用是巨大的。连续几年，布料节约数量很可观，大大减轻了苏北人民的负担，使根据地人民得以休养生息。人民群众看在眼里，感动在心里。很快，盐阜区、淮海区500多万群众投入大生产运动，掀起开垦荒地、多种粮食和家家纺纱、户户织布的热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