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顺物流文员办公技巧ppt(天顺时期言官军事监控职能发生转变，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结果?)

景泰年间言官军事监控职能经历了快速发展直至初步定型的过程，这一过程有其客观原因的推动，但更重要因素在于景帝和于谦等明廷当权派对言官群体的力挺。

正因为有来自朝廷最高层的支持，言官群体才得以将军事监控职能高速发展。然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正是由于言官群体的权力行使主要依赖于皇帝等当权派的支持，故在当权派高层发生变动之时不可避免的受到波及。

景泰八年正月发生的“夺门之变”不仅是明帝国皇位之间的一次不正常更替，更是明廷中央的一次权力“洗牌”。

在“夺门之变”后，明帝国迎来英宗这位昔日的当权者重新掌政，言官群体在随后的政事斗争中收到诸多不利影响，其军事监控职能的行使再起波澜，而言官军事监控职能命运亦迎来最终的抉择。

言官军事监控职能的低谷一夺门之变

夺门之变与武将势力崛起

景泰八年正月十六日，北京大明皇宫内幽禁了七年之久的明英宗朱祁镇在石亨、曹吉样、徐有贞等数百人的簇拥下离开南宫，并在次日朝会中正式获得了文武百官的承认，从景帝朱祁钰手中重新夺回帝位，史称“夺门之变”。

土木之变七年后，英宗朱祁镇再次即位为帝，这无疑是明朝皇位一次不正常的转移。伴随这一次皇位的不正常转移，明廷中央掀起了权力的大洗牌。

景泰时期的当权派于谦、王文等官员纷纷被新执政者处死或罢黜谪戍，而徐有贞、石亨等夺门之变的参与者及英宗登基的拥护者都获得了奖励升官进爵。

因为夺门之变中石亨出力最大，不仅最先提出拥戴英宗颠覆，更是亲率数百家兵构成行动的主力，因而石亨获封忠国公，位极人臣，以武将身份居夺门新贵之首。

徐有贞以“本官兼翰林院学士直内阁，典机务，寻晋兵部尚书，兼职如故……三月，封直内阁兵部尚书徐有贞为武功伯，兼华盖殿大学士，掌文渊阁事成为文臣方面的领袖级人物，并在进入内阁后帮助石亨等人除去像陈循等其他文臣领袖，最终获得主导内阁的权力。

曹吉祥则“迁司礼太监，总督三大营”掌握了京城的军权，成为名副其实的“太监”，是为内臣领袖。继土木之变形成以于谦为核心的景帝拥立集团执掌朝局之后，夺门之变同样造就了以石亨、徐有贞、曹吉祥等人为核心的夺门勋贵集团执掌明廷政局。

从夺门之变后明廷中央的权力变更可以看出，以石亨为代表的武将勋贵集团重新崛起于明廷决策层成为大势所趋，史料亦载“天顺间，太监曹吉祥、忠国公石亨用事，势焰炙手可热。

文人武士，出人其门以盗名器者，不可胜数”。天顺元年，石亨等人不仅通过大肆荐举武职官员掌握了地方上的军事权力，甚至和外戚孙氏共分京营军权，由是掌握了明朝从中央到地方的军事权力。

石亨等武将勋贵通过安插亲信掌控军队之后，开始对军队主导权进行争夺。英宗颠覆，这是明确发出要改变景泰年间所颁布的一切革新政策以恢复“旧制”的标志，值得一提的则是诏令中特别提出将军政大权从管军言官手中收回。

交还总兵官等武将勋贵重掌，这一过程中不可能没有石亨等武将的影响因素在内。

及至后来石亨、张軏等顺势“请尽罢各边省巡抚及提督军务等官”，将文职巡抚换成武将担任，这无疑是其排挤军中其他势力争夺主导权的行动，而需要解决的阻碍明确指向以管军言官为核心的文官涉军势力。

通过这一次行动，石亨等人不仅解决了以往“文臣为巡抚，抑武臣不得肆”的文强武弱局面，为武将集团谋取了利益，更是成就了“由是大权悉归亨”的状况，石亨由此彻底获得明军的领导大权。

天顺年间言官军事监控职权行使案例相比前两个时段大为减少，这无疑是时局现状的一个反应，足以说明在石亨得势之时过往形成的以文制武局面被短暂打破。

以管军言官为核心的文官主导军务的情况被逆转，难以在频繁插手军队事务并对此发言，武将勋贵们重新拥有军队的主导权。武将勋贵的领袖石亨本人并非心胸大度之人，他一朝权势在手，便要报复从前与他不合之人。

天顺元年二月，在石亨的授意下，朝廷调云南道监察御史叶淇为河南武陟县知县，广西通监察御史黄纪为湖广浏阳县知县。虽然各道监察御史与知县品级相同，但以二者的发展前景和权力地位而言无疑是对两位监察御史的降职惩罚，而之所以两位言官会遭到石亨的打击报复。

起因在于两位言官曾因某件事情忤逆了石亨的意图，故在石亨得势后进行打击报复，以诬蔑的手段将二人送入法司，只不过相关法司即使是以拷讯的手段亦难以“掌握”二人到底犯了何罪，所以只能采取降谪的办法对二人进行处理。

一叶知秋，从这一案例就可以知道在武将勋贵掌握军政大权的大背景下，身为文臣集团一部分的言官群体受到政事上的打压，而其军事监控职权受到压制亦是可以料想的结果。

徐有贞内阁倒台与文臣势力的衰弱

夺门勋贵集团的诞生就伴随着派别势力之间的利益角逐，夺门集团本为景泰朝政事失落者追求权力而投机聚合的松散政事群体，在功成名就之后，因无共同政事认同而又分散多种政事系统，其内部很快便产生了矛盾。

以石、徐、曹三人为核心形成三大利益团体，初期尚能相互制衡，短暂的蜜月期后平衡局面即被打破，内部开始产生权力斗争。斗争双方以徐有贞为核心的文臣集团与石亨为核心的武将集团的斗争为主，而曹吉祥最终亦是选择与石亨联手共同对付徐有贞。

徐、石二团体的矛盾起源于徐有贞等文官对石亨等武将专权朝局的不满，以及其自身建功立业抱负的推动。夺门之变后初期徐有贞虽依附于石亨，甚至说出“愿得冠侧注从兄后”这样的迎奉之语，但这一态度是为了利用石亨来为自己谋夺政事资本。

在其利用石亨的推荐入主内阁成为文臣一派的领袖后，徐有贞的政事立场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由依赖石亨转向制衡石亨及其派别。

徐有贞观念的转变来源于三方面因素的影响，首先是其政事角色转变。从普通的一员文臣转为文臣集团的领袖，这一角色的转变不仅给予徐有贞巨大的政事权力，亦是给其巨大的政事压力。

身位文臣集团的领袖，徐有贞自然难以像从前那样去依附石亨，因为其从石亨派别难以获取更大的利益。更何况其已摇身一变成为与武将勋贵集团相对的文臣士大夫集团的领袖，群体利益要求其必须为文臣集团谋划，压制武将集团的崛起；

其次，徐有贞本人的主观因素影响。徐有贞本人亦有着十分强烈的抱负心，渴望建功立业，因此徐有贞本人渴望大权独揽，像其“前辈”于谦那样成就不世之功勋，而夺门勋贵中徐有贞虽发挥了主导作用，但其并非夺门新贵之最大获益者，最大获益者正是石亨。

石亨在夺门之变后深受英宗信赖，得以左右朝局，成为徐有贞建功立业的最大政事阻碍，为了大权独揽的目标，徐有贞与石亨的决裂成为难以避免的状况；最后亦是最重要一点在于皇帝制度的必然要求。

古代君王以权术驾驭臣属，必人为制造臣属间的矛盾与对立，使文武百官产生诸多政事派别，以此寻求皇帝作为仲裁者的地位与作用，从而保证其统治的稳定。身为统治者不会期盼臣下都精诚合作、团结一心，而是希望他们产生为上位者可控的派别进行斗争。

史料记载英宗颠覆后，徐有贞“窥帝于二人不能无厌色，乃稍稍裁之，且微言其贪横状，帝亦为之动”的举动，未尝不是英宗出于分化夺门集团、鼓励双方对立的心理而做出的行为。

出于上述三点的原因，徐有贞与石亨发生矛盾冲突在其入主内阁、成为一方势力领袖之际就几成定局。徐、石双方冲突的爆发点在于徐有贞试图限制石亨等武将的权力。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徐有贞抑制武将的想法由来与行动方法。

看出徐有贞认为只有儒者方可建立真正的“武功”，而这“儒者”也当然包括徐有贞本人，表明了徐有贞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

当徐有贞完成了自己仕途进取的目的之后已不愿再与石、曹同流合污，其“既执政，以亨及吉祥贪横，欲正之，数言于上”—心想建立自己的功业，欲以正道来实现自己的抱负。与此同时徐有贞在内阁大权独揽的现状与石亨、曹吉祥等人的政事利益冲突开始加剧。

在英宗面前，徐有贡开始进言曹、石等贪横状，为此曹、石二人深感自危，决意联合对付徐有贞。

夺门集团内部派别最后的斗争结局以徐有贞一方彻底失败告终。何以徐有贞一系的文官集团会惨败至斯，一方面，徐有贞急功近利的行事风格使其行事激进而缺少全局性、深层次的谋划。

没有良好的斗争策略，结果使各方面反对派团结起来共同对付徐有贞派别。与此同时己方缺乏对自身实力正确的估算，错误采取正面与石亨、曹吉祥派别进行朝堂斗争，最终难以获胜；

另一方面石亨、曹吉祥等人更受英宗亲信，且二人内外结合，一边利用己方内臣、言官等人士多次离间英宗与徐有贞的关系，另一边不惜以交出兵权为威胁向英宗施压，在石、曹二人多方面的共同压力之下，英宗鉴于复位不久，为了维护统治的安稳只能屈服。

石亨、曹吉祥等人成功将徐有贞团体打垮。徐有贞被捕入狱，而后“享等憾未己，必欲杀之”，徐有贞险些丢了性命，最终落一个徙云南金齿为民，十余年后病死的凄凉结局。

徐有贞入主内阁本想重振文官士大夫集团的声势，开创一番崭新的局面，熟料不到半年便永远离开了他所向往的政坛。

徐有贞派别的倒台并非夺门集团内部简单的派别斗争失败如此简单，它代表了当时聚集在徐有贞身旁的文臣士大夫们重整天顺时期文官、武将、内臣多种势力共同主政的局势，希冀回到仁宣以来文官集团主导政事轨道的努力失败。

斗争的失败则使包括言官群体在内的文官集团受到了巨大打击，诸多文臣或贬或谪，文官集团实力大损，而以石亨为代表的武将集团获得了对政局进行更大影响的主导活动。这样的背景下，言官群体的军事监控职能行使愈发艰难。

言官群体的分化与军事监控职权衰弱

夺门之变与土木之变都是对言官军事监控职能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相比较土木之变对言官军事监控职能发展是一个难得的机遇而言，夺门之变则无疑是一个巨大挫折。

在景泰年间高速发展、己开始向制度化运行靠拢的言官军事监控职能在夺门之变后大幅衰弱，不但权限不如以往，甚至规模亦是大为缩小。

夺门之变后，景帝的支持者文官集团受到英宗的猜忌与打压，而武将勋贵集团则重新受到重用。英宗颠覆后下令“各处巡抚提督等官是一时权宜添设，宜即将各官取回。

其各处边备及军民事务令总兵等官理之”及后来顺势同意石亨、张軏等“请尽罢各边省巡抚及提督军务等官”的请求，成为言官军事监控职能在天顺初年被削弱打压的标志。

言官军事监控职权衰弱直接的表现则分为两方面，一方面体现在言官群体人数的减少，另一方面是言官军事监控职权行使案例的减少和案例通过的比例降低。

言官人数减少主要是在与石亨等武将勋贵集团数次斗争中失败，被罢黜谪戍的一大批言官，言官人数的减少使其群体声势减弱，同样人员的减少亦导致言官群体军事监控职能行使的弱化。

言官军事监控职能案例的减少可知，天顺年号共历八年与景泰年号同长，而案例数却由二百四十六例骤减为六十五例。

与此同时经实录分析可知，在石亨声势浩大的天顺元年至四年间，言官群体的军事监控职权行使案例通过率亦显著降低，这与石亨为武将集团撑腰做主干扰言官行使军事监控职权不无关联。

言官军事监控职权衰弱的影响因素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以石亨为代表的武将勋贵集团重新占据了军方的主导权力，压制了言官群体在军务中的活动范围。

这其中不无英宗不信任言官群体、抑制以管军言官为核心的文官集团参与军务的因素在内；另一方面则是言官群体内部发生分化内讧，从而一定意义上消耗掉其自身群体的力量，由是导致言官群体内部混乱，职能行使陷入低潮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