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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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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学习者社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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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有一个人。你们需要彼此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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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斯·古德温，国王中学技术教育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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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所学校可能适合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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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们一走进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的阿瓦隆中学，就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学校坐落在郊区的一座工业园里，校舍只有一层，是红砖建造的。这里原来是一座仓库，看起来更像办公楼，而不是传统的高中校园。年轻人拥有自己的小隔间，而不是储物柜。教室由玻璃墙隔开。椅子摆成一圈圈的，而不是一排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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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老师开始讲话时，还有更多的惊喜。他们称自己为顾问，而不是老师，友善地把紧张的九年级新生介绍给高中二、三年级的同学们。与传统学校截然不同的是，老生似乎都非常渴望帮助新生，而不是欺负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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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对大多数新生来说，开学第一天最大的惊喜来自他们的“顾问”提出的两个完全陌生的问题：“你想学习什么？”和“你想在哪方面做得更好？”这是阿瓦隆“头脑风暴”项目的惯例。年复一年，新生们的反应都是目瞪口呆。有些人咕哝说：“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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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研究教师卡莉·巴肯（Carrie Bakken）说：“每次都会冷场。我觉得他们当中很少有人被问到过这样的问题，甚至可能从来就没有人被问到过。”巴肯淡褐色的直发让她看起来还像个学生。她毕业于法学院。在选修了一门青少年司法的课程之后，她发现了自己对教学的热情。她意识到，应该在孩子们触犯法律之前，就为他们提供足够的帮助。她总是从这个角度切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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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人告诉你应该做什么，你会做什么？”她会问，“即使他们说‘我想玩电子游戏’，也没关系。这也是一种启动的方式。他们可以在电子游戏中做一个项目，学会如何发现优质资源，提交高质量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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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访问阿瓦隆中学时，观摩了正在进行的“头脑风暴”项目。学生们一旦从最初被问到想要学习什么的震惊中缓过劲来，就把清单写在黄色的便利贴上，在老师的指导下把这些便利贴在纸上，贴成长长的一串，然后粘在身旁的墙上。有些人想学一门外语，其中一个女生说她想学习手语；正如巴肯所料，有些人想玩电子游戏；有人想在学校的花园里工作；还有一个学生想知道核反应堆是如何运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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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又是新的挑战。美国史教师诺拉·惠伦（Nora Whalen）又提出了两个陌生的问题：“你擅长什么？”和“你知道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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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们再一次目瞪口呆。惠伦和巴肯告诉我们，一向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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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擅长的事情都可以说。”惠伦循循善诱地说，“不一定是上课学的东西。”她说，她自己就擅长换尿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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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学生们使用蓝色的便利贴列出各种各样的技能，比如弹吉他、画素描和说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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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伦指着墙壁，对全体学生说：“这张纸上是你们想要学习的东西。”接着，她又指向另一张纸：“这张纸上是每个人能够为团队提供的东西。你们都在便利贴上签了名，现在你们可以知道谁刚好会你想学的东西。老师无法教给你们想要学习的一切。我们不是这间教室里的专家……你们需要向彼此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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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年接下来的日子里，这两张纸会一直贴在过道的墙上，提醒学生有那么多激励他们学习的兴趣，以及同学之间可以彼此寻求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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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经过几轮类似的练习，“头脑风暴”项目的最后，学生们坐成一圈，每个人都在卡片上写下他们对新学校的第一印象，扔到圈子中间，然后由其他人捡起来并大声念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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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所有的评价都是乐观的。“我等不及要毕业了。”其中一个人说。但是，大多数人充满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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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所学校感觉太棒了。”一个学生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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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所学校可能适合我。”另一个学生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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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还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糟。”第三个学生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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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陈出新的社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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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面提到的菲利普·W.杰克逊关于课堂生活的著作中，他把美国的中小学比作监狱和精神病院，因为三者都要求按时出勤和服从命令。不过，在今天最具前瞻性的学校，老师们坚定不移地致力于终结这种比较，让人们看到为学习而设计的机构应该是什么样子。传统上，在学校里创建社团让人联想到运动队，或者围绕着政治和社会原因组织起来的团体。诚然，这种类型的社团有它的好处。不过，究其根本，创建学习社团，特别是真正由学习者驱动、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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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瓦隆中学和我们介绍的其他学校坚信，让学生成长为自主、负责的学习者，并且关心其他人的学习，是深度学习的基本需求。但是，让学生为自己的学习负责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任务，任何老师靠个人行动都不可能完成。阿瓦隆中学和其他学校生动地展示了在一种重视关系、信任和尊重的文化中，学习社团如何改变学生的生活，同时通过一种学习的集体责任制，设定更高的期望，并为满足这种期望提供支持和鼓励，激励学生坚持做到最好。许多学校在协调和平衡所有这些方面时很容易走极端。学校应该有意识地使这些要素相互滋养，不偏废任何一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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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学校，特别是高中，通常情况下，家长和老师比学生自己更关心他们是不是真正在学习。好几位老师告诉我们，激励一个多年来习惯了被动式教育的青少年表现出他的兴趣绝非易事，更不用说让他孜孜以求了。幸运的是，大量研究显示，学校有办法提高青少年的积极性，就从建立强有力的学习社团开始。[1]早在1993年，安东尼·S.布雷克（Anthony S.Bryk）的一项研究发现，将对学业的重视与支持性的社会关系相结合，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贫困学生开始在郊区天主教学校中出现。[2]布雷克后来成为卡耐基教学促进基金会（Carnegi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的主席。正如他后来提出的，基于对芝加哥400所中学的一项跟踪调查，学习成绩与学生受到的信任强相关。“没有信任，学校就几乎不可能强化家长-社区纽带、培养专业能力，以及营造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气氛。”[3]这不是说信任本身就是成功的保证，但是没有信任或信任度较低的学校不太可能取得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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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对于培养学生的21世纪技能特别重要。这项任务要求刻苦努力和自我承诺，当学生对老师、同伴和自己有信心，并且相信他们属于同一个任务驱动的团队时，他们更容易表现出这些特质。斯坦福大学的查尔斯·E.杜科蒙教育学教授（Charles E.Ducommun Professor of Education）琳达·达林-哈蒙德（Linda Darling-Hammond）在PBS的一次访谈中说：“如果你想在教学中达到非常高的标准，你必须了解学生，你和他们的关系必须既能向他们提出挑战，又能因材施教。”[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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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生持续体会到积极的社会纽带和成年人的高期待，对教育研究者卡米尔·A.法林顿（Camille A.Farrington）所说的学术心态的培养大有裨益。回顾2013年的几项研究，法林顿发现下列四种关键认知是学生追求深度学习目标的重要动机：“我属于这个学习社团”“我能在这方面取得成功”“我的能力和竞争力随着努力增长”“这项工作对我来说有价值”。[5]我们看到，学校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向家庭传递这些信息，老师不断鼓励学生明确他们的兴趣、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分析、沟通、彼此合作，以及寻求资源和机会来丰富和扩展他们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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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访问的学校，老师和校领导通过创建紧密联系、支持性的学校社团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学生和教育者都非常期待把这种形式的学习变成现实。学校使用的战略包括：令人耳目一新的自主性练习，比如阿瓦隆中学的“头脑风暴”项目；对信任的高度强调；非典型的客观环境；以持续、正式、明显的方式强调社团愿景和规范；教师和学生的高度自主和合作。与标准意义上的社团相比，这些战略需要更多的思考和计划，其效果也远不仅是创造令人愉快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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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每一个成功的学习社团形态各异，但我们访问的每一所学校都认同：学生应该与老师、其他同学建立牢固的联系，获取有意义的学习经验，这是实现真正的学术严谨的先决条件。此外，信任和以学习为中心的社团能够造就更安全、更有教益的学校，为应对长期以来由行为和纪律问题带来的挑战提供了重要的启示。营造一种氛围，巩固学生为自己和同学的学习负责的观念，是这些强有力的社团的基石，对学生和老师如何超越学校赋予他们的角色、找到自己的位置有着广泛和积极的影响。这一切与今天全美国的教室中仍然盛行的“教学”截然不同。当学校建立在“人人有责”的理念基础之上时，深度学习就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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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ori Brewster and Jennifer Railsback，“Building Trusting Relationships for School Improvement：Implications for Principals and Teachers，”By Request， Northwest Regional Laboratory，September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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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nthony S.Bryk，Valerie Lee，and Peter Holland，Catholic Schools and the Common Good（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March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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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nthony S.Bryk，“Organizing Schools for Improvement，”Kappan 91：7（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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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Linda Darling-Hammond，Only a Teacher：Teachers Today，PBS Online，www.pbs.org/onlyateacher/today2.html.琳达·达林-哈蒙德是“教学与美国的未来”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ssion on Teaching and America's Future）的创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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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Camille A.Farrington，“Academic Mindsets as a Critical Component of Deeper Learning，”A White Paper Prepared for the William and Flora Hewlett Foundation，April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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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新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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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访问中，老师和校长告诉我们，为了创建强有力的自主学习社团，他们通常需要积极地影响学生的预期，让他们与过去被动的、死记硬背式的学习方法划清界限。过去的方法总是将学生置于孤立的境地，与其他学生的学习经验完全脱节。与阿瓦隆中学的“头脑风暴”项目一样，许多学校通过令人耳目一新的迎新仪式完成了这项任务。这些建立新规范的努力有一个共同特征，即高度重视在高级成员（高年级学生）和低年级学生或新生之间塑造一种师徒关系。改变老生欺负新生的古老传统的影响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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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学领导学院，新生在迎新周的特别暑期学校中便投入全新的项目式学习。他们被分成小组，前往费城市中心开展研究，系统地阐述问题，收集事实，观察公共图书馆、火车站和公园，然后一起演示，通过PPT、戏剧脚本等不同媒介来创造性地展示他们的发现。这个练习延续数天，新生只是偶尔从他们的新老师和被分配来指导他们的高年级成员那里得到指点。这将使新生发自内心地熟悉学校的核心价值观，包括探寻、研究、合作、展示和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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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MC2 STEM高中，由在校生来计划和运行迎新项目——“激活周”。毕业班学生负责一周的第一天，二、三年级学生从第二天开始提供协助。MC2 STEM高中的英语教师菲·麦金农（Fee Mackinnon）说：“我们试图让所有提供帮助的学生明白，他们是我们一切努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将成为九年级学生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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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生骄傲地向新人解释学校的文化、传统和语言，他们知道新人可能会有点不知所措。有太多与新生过去的经验大相径庭的新事物，特别是MC2 STEM高中的“掌握学习”实践，学生的项目不是得到A或B或C或D的分数，而是被评定为“熟练掌握”或“掌握”或“基本掌握”或“合格”。二、三年级学生的任务是向新生解释这种新情况，他们以一张典型的成绩单作为示例，让这个过程尽可能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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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了解到的所有迎新仪式中，缅因州波特兰市卡斯科湾高中的新生“探险”特别振奋人心。在三天时间里，九年级新生和他们的老师到附近的岛上露营，一起划独木舟、远足、做饭，同时就社区的性质开展研究，学生可以自由选择从生态系统到马赛部落的不同主题。校长德里克·皮尔斯（Derek Pierce）说这种练习是帮助新生适应学校文化的重要方法，包括高度强调实地经验和期待他们取得好成绩。“我们的学生来自三所不同的初中和一些私立学校。”皮尔斯告诉我们，“每年我们都必须让所有人组成一个共同体，帮助学生做到那些他们自己认为不可能做到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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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科湾高中的九年级探险在一个与阿瓦隆中学的类似，但是对新生更具挑战性的迎新仪式中达到高潮。在一次全校大会上，每名新生都必须做展示，向其他学生介绍自己能够为卡斯科湾社区贡献的技能和经验。有一个环节是：两名高年级学生举着一个盒子站在教室前，每名新生用一句话写下自己打算做出的贡献，放进盒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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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打曲棍球。”一张纸条上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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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地善良。”另一张上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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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初中过得糟透了。”第三张上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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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名新生留下自己的纸条后，就离开教室。最后，举着盒子的两个学生向剩下的高年级学生正式提出询问：学校是否接受这班新生加入社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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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接受这个盒子吗？”在最近的一次典礼上，两名毕业班学生双手举着装满纸条的盒子，大声问道。教室里爆发出欢呼声，新生们重新走进来，满脸兴奋，如释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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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次激动人心的探险，在岛上露营期间，每名九年级新生还会收到一封毕业班学生写的建议信。信的内容五花八门，包括从选课建议到更宽泛的鼓励，比如让他们支持同伴和信任老师。从岛上回来后，每名新生都要去采访毕业班的师兄或师姐，向他们讨教，然后制作一张海报，海报上要有两个人的照片和一段简短的文字，说明自己学到了什么。海报在全校的走廊张贴，时时刻刻提醒学生：在卡斯科湾高中，学习经验究竟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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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迎新仪式的塑造力是很强的。通过这些启蒙仪式，新生从一开始就在与老生的互动中看到自己在这所学校中将要扮演的各种角色，见证老生们是如何带头示范和互帮互助的。这些活动的目的在于，让新生发现自己是谁、自己需要什么，以及自己能够做出什么贡献。这些活动几乎立刻就打破了他们的舒适区，颠覆了他们关于学校和学习的观念。与学校社团的其他成员建立积极的关系让这种经验更加深入人心，强化了这样一种感觉：在这趟全新的教育之旅上，没有一个人是孤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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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的社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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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理解在学习的问题上为什么建立信任的社团是基本要求，我们来看看卡斯科湾高中的英语教师苏珊·麦克雷是怎么说的：“我们的学校之所以有人辍学，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人们在这些庞大的建筑中走来走去，谁也不认识谁。没有人注意他们在还是不在。你为什么要到一个根本没有人注意你在不在的地方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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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MC2 STEM高中的明星毕业生戴维·布恩（David Boone）来说，受到关注无疑关系重大。[1]布恩14岁那年，因为拒绝加入帮派，一伙暴徒砸毁了他的家。他和母亲及兄弟姐妹不得不分头投靠亲友。布恩当时是MC2 STEM高中的二年级学生，有时候他就在学校过夜，有时候他睡在公园的长凳上，这种情况很快引起了他的老师和MC2 STEM高中校长杰夫·麦克莱伦（Jeff McClellan）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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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孩子样样都好。”麦克莱伦告诉我们，“他只是需要一点支持。”麦克莱伦和老师们不遗余力地帮助布恩渡过无家可归的难关，减轻这种充满压力的环境可能对他的教育和生活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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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恩把他的经历发表在《赫芬顿邮报》（Huffington Post）上[2]，他对在那个可能永远改变他一生的重要关头向他伸出援手的人们充满感激——他的亲戚、朋友，以及学校里包括麦克莱伦在内的方方面面的专家。2012年秋季，布恩被20多所大学录取，最后获得全额奖学金，进入了哈佛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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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恩是众多从学校社团能够而且应该提供的支持网络中获益的学生之一。那些着意打造信任的社团的学校形成了良性循环，牢固的关系能够保证学生对学习的持续关注，同时劝退各种各样的消极行为，包括违反规则和校园霸凌。相比那些在联系相对松散的环境中工作的同行，这些学校的老师们花在维持秩序和行为管理上的时间通常更少，能够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帮助孩子们学习上。这或许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我们访问的这些学校拥有更高的成功率。最近在全美国数千名中小学生中开展的“社会-情绪学习”项目引起了轰动，它有力地证明了学生的情绪状态与学习能力之间的关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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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趋势是有理论依据的。来看看亚伯拉罕·马斯洛著名的人类需求层次理论。在这个关于需求的金字塔模型中，人身安全需求位于底层，仅次于呼吸与食物。接下来是爱和归属感，然后是自尊和被他人尊重。马斯洛相信，只有在金字塔的顶端，所有更加基础的需要都得到满足之后，人类才有可能追求道德、创造力、自发性和掌握知识等更加抽象的目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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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关于校园霸凌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大多数美国中学连最根本的基础需求都没能满足。一项全美调查发现，三分之一的美国学生在学校遭到戏弄或欺凌。研究者指出，霸凌不仅会在学生中制造焦虑和压抑[5]——即使是那些旁观者，也会受到影响，而且对学习成绩有明显的损害，会降低GPA和考试分数。[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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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十年，全世界的学校尝试了许多反霸凌项目，结果都一无所获。特别是那些奉行零容忍政策、对霸凌行为严惩不贷的学校，通常只是让胆怯的学生不敢报告霸凌行为，而没能减少霸凌行为本身。不过，研究发现，通过打造强有力的学校社团、创造“社会-情绪学习”的机会，一些精心设计的项目是可以取得成效的。在一项研究中，芝加哥的科学家考察了200多个反校园霸凌项目，发现这些学校考试的平均成绩提高了11%。[7]他们指出，明确强调信任和“人人有责”的校园文化能够营造更加相互尊重的校园风气和学习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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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在大多数或全部学校事务中，将新生分成紧密结合的小组是一种有效的方法，能够从第一天起就在学生中营造信任感。例如，在国王中学和卡斯科湾高中，新生都要加入“班组”，在接下来三到四年里接受同一位导师的指导。“班组”的概念是从拓展训练中借用过来的，其喻义很明显：所有学生都在同一条船上，每个人都要发挥自己的作用。“‘班组’意味着拥有一个永远不会抛弃你的支持系统。”卡斯科湾高中的一名毕业班女生说，“大家有一种默契，如果你遇到了麻烦，我们所有人都会帮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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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的研究还指出，学生与学校中的成年人的联系对学生未来的成就至关重要。[8]为了支持这种基于信任的关系，一种具体方法是设置“咨询时间”。各年级学生有专门的指导教室，学生可以在这里向同班同学和共同的老师进行非正式的咨询，这些人通常要陪伴他们度过整个学校生涯。例如，在阿瓦隆中学，咨询时间虽只有二十分钟，却是学生们非常珍视的重要仪式。该校英语教师凯文·沃德（Kevin Ward）告诉我们：“咨询是我们做过的最有影响力的事。”[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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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在新社团中创造信任、为养成学术心态打下坚实的基础，正如前面介绍各种创新性的迎新仪式时说过的，老师通常会让高年级学生给新生做榜样和向导。“大孩子在与新生交往中至关重要。”科学领导学院的一位项目协调员杰里米·斯普赖（Jeremy Spry）告诉我们，“他们给新生讲述自己的故事，告诉新生这是一所了不起的学校，他们在这里做的一切都非常有意义。他们还帮忙回答问题，让新生对这里是什么样子有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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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第安纳的罗切斯特高中，十二年级学生被称为“诤友”，他们对九年级学生的论文提出批评，示范什么是有效的反馈。然后，新生就他们学到的东西进行反思，写文章说明现在他们会怎样对彼此做出有效的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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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研究指出，这种教学方法是非常有效的。20世纪60年代，斯坦福大学的艾伯特·班杜拉（Albert Bandura）发表了关于“社会学习理论”的开创性研究。[10]班杜拉和他的同事详细阐述了儿童会通过观察和模仿有影响力的榜样来学习，特别是那些与他们相似的榜样。对于学校来说，重要的是，不仅要充分利用它们的知识财富和教师资源，而且要表明学习可以并且应该发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高年级学生的指导是最有效的方法之一，示范了如何更加感同身受地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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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瓦隆中学，老师鼓励新生去找老生寻求建议、问问题，比如：“如果你能重新当一回新生，你会做出哪些改变？”或者，“你作为新生时得到的最有用的建议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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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瓦隆中学的创校教师之一卡莉·巴肯说，她让一个成绩很差的转学生去请教一位高年级学生。这个转学生的麻烦在于她不熟悉学校的新常规，包括做项目时要全程登录一个计算机系统。老生回忆说，三年前，他也为同一个问题向他的学长寻求过帮助，并且转述了他得到的建议：“如果你不每天登录，在你发觉之前可能就已经落后100小时了。”这名新生很快就取得了进步，她后来告诉巴肯：“在我原来的学校，从来没有老生帮助过我。知道自己有一个伙伴，让我超有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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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瓦隆中学的高年级学生告诉我们，他们相信指导新生是一项荣誉，很多人热切渴望能够承担这项任务。事实上，过去这些年里，因为有太多老生自告奋勇担当导师，老师们不得不建立了一套正式的申请程序。在学年当中，老师会通过诸如冰淇淋晚会之类的活动来寻找合适的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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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除了在不同年龄和水平的学生当中，社会学习在同年级的学生中也是有效的。通过老师指导下的有组织的一对一反馈机制，学习相似内容的学生可以分享彼此的学习方法，促进自主学习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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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费城的科学领导学院看到了这方面的行动。在一次单词测验后，十年级的英语教师拉里莎·帕霍莫夫（Larissa Pahomov）让得满分的学生举起手。然后，她让写错一些单词的学生跟得满分的学生交流，找出双方存在差距的原因。在交流中，他们发现了一种名叫虚拟单词卡的免费学习工具，是一个学生在网络上找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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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老师来说，重要的是持续传递学生要为彼此负责、为共同的学习成绩负责的信息。在国王中学，技术教育教师格斯·古德温说明了他是如何通过一个合作项目，让一班八年级学生改头换面的。起初，这些学生不懂得礼貌地对待同学，要么嘲笑别人的评论，要么干脆不理不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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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古德温跟一些学生面谈，让其他人填写问卷，问他们什么样的行为有助于创造最好的校园环境。调查对象一再表示，他们希望快乐学习，希望其他学生尊重他们，不要打断或者批评他们的观点。古德温把这些答案写在一张6英尺[11]见方的大纸上，贴在教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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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时候起，每个新学期开始时，古德温都给学生们一张表格，让他们就这五个目标给自己打分：尊重、责任、同情心、感兴趣的学习者，以及有效的沟通者。他还会让他们在日记中记录自己为创建学校社团做出的贡献，每学期三到四次。一条典型的记录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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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我要努力鼓励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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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有人的项目要失败了，我看到了就去帮忙，最后项目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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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德温说，表格、日记和大纸上的愿望清单提供了通用语言和具体目标，帮助学生为了更好地满足每个人都认可的共同期望而努力。今天，当他在课堂上指出一个学生的错误行为时，他通常会走过去说“让我们看看这张纸”，就好像表现出失望的是愿望清单，而不是他古德温一样。他站在愿望清单旁，让犯错误的学生根据列出的目标评价自己的行为，然后他会问：“这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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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者扮演教练、提醒者和向导的角色，更加信任学生能够对共同的愿景和自己的行为负责，学生才是有效的学习社团的核心。这种方法平衡了青少年叛逆的力量，强调学校本质上是为了他们和学习而存在的。在赋予学生自治权方面，信任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巩固了这样一种理念：无论在学校内外，我们都是自己教育生涯的主人。本章后半部分将继续探讨这一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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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德温还反复提醒他的学生，鉴于学校非常重视合作项目，他们不仅要对自己的成绩负责，还要对他们同班同学的成绩负责。“我只有一个人。”他对他们说，“你们需要彼此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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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avid Arnold，“Student Goes from Homeless to Harvard University，”NewsNetS， May 31，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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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avid Boone，“Heading to Harvard，”Huffington Post，May 11，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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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Jennifer Kahn，“Can Emotional Intelligence Be Taught?”New York Times，September 11，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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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braham H.Maslow，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New York：Harper & Brothers，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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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D.S.Hawker and M.J.Boulton.2000.Twenty years' research on peer victimization and psychosocial maladjustment：A meta-analytic review of cross-sectional studies.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and Allied Disciplines 41，441-455.另见K.Rigby.2003.Consequences of bullying in schools.Canadi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48（9）：583-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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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G.M.Glew，M.Fan，W.Katon，F.P.Rivara，and M.A.Kernic.2005.Bullying，psychosocial adjustment，and academic performance in elementary school.Archives of Pediatric Adolescent Medicine 159：1026-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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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Jaana Juvonen，Yueyan Wang，and Guadalupe Espinoza，“Bullying Experiences and Compromised Academic Performance Across Middle School Grades，”Journal of Early Adolescence 31：152（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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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Robert Blum，“School Connectedness：Improving the Lives of Students，”Johns Hopkins Bloomberg School of Public Health，Baltimore，Maryland，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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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并不是说在这样的环境中，霸凌就不会发生。例如，阿瓦隆中学有许多学生以前在传统学校处境艰难。32%的学生被认为应该接受特殊教育——这是我们采访的所有学校中比例最高的，这个数字是美国平均水平的两倍多；许多学生焦虑、抑郁、社交困难。只要有可能，学校就运用“恢复性司法”策略，让孩子们自己解决小冲突。卡莉·巴肯老师说，2012—2013学年，有25名学生因为打架或滥用药物等严重违反校规的行为被停课，占学生总数的14%。不过，建设社团的努力还是取得了成效。巴肯说，进行调查时，阿瓦隆中学99%的学生说他们在学校感到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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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Albert Bandura，Social Learning Theory（New York：Genera! Learning Press，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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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英尺=0.304 8米。——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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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墙会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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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创造提供支持和信任的环境，除了增强学生之间的联系，物理环境传递的信息也非常重要。如果目标是建立一个致力于深度学习的彼此联系的社团，那么学生们每天的实际体验也应该传递这个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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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高技术学校联盟的主校区位于圣迭戈机场附近，是一处占地39000平方英尺[1]的前美国海军工程训练中心。对400名青少年来说，这里的空间非常宽敞，挑高的天花板、充足的光线和15英尺高的玻璃幕墙都增强了开放和充满可能性的感觉，凸显了学生和老师都期待的透明度。高技术学校采用了许多深度学习学校首选的技术，摒弃了传统的一排排课桌，而选择容易移动的家具，甚至可移动的墙壁，以适应不同规模的团队。学生们立刻了解到，他们不会一整天都安静地坐着听讲，而是要积极地参与学习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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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地，在科学领导学院，老师们对原来的学校行政楼进行了重新布置，突出社团的感觉。校长克里斯·莱曼的办公室有两道门，它们永远敞开着。一道门通往门厅，另一道门通往学校行政人员的办公区。旁边是一张长桌，老师们课间经常坐在那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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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安排让老师们很容易经常碰面，谈论学生或者合作项目。学生也经常路过，有时候就坐在老师身旁问问题或者寻求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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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很多传统学校会在显著位置展示学生的作品，不过我们这八所学校更进一步，因为它们的目标已经超越了展示学生的创意和优秀作品的自豪感。它们的理念是持续不断地以可视化的方式展现深度学习的期望和可能性：通过海报、照片、扬声器、电路板，甚至风力发电机模型，引起学生对这些项目的关注，让学生应该定期参与此类项目的观念和方法更加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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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技术学校，学生作品在墙壁上、实验室里展示，甚至从天花板暴露的桁架上悬垂下来，包括一个用来说明物理原理的钉在海报上的自行车轮，还有一架敞开的钢琴——里面摆放着一份手写的音乐发声原理说明。这些做法传递出友好的信号，即学生的作品是有价值的、复杂的，老师、行政人员和同学都是盼望他们有所成就的热心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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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学校还积极运用激励性信息来传播和巩固学校的价值观。在艺术与技术影响力学院的中央大厅里，一个题为“我们的学长都去哪儿了？”的展览展示了毕业生的去向。每位毕业生自己设计海报，包括照片和有关职业规划的文字说明。他们当中有未来的航天工程师、平面设计师、护士和心理学家。一旦学生得知大学的录取结果，他们就制作第二组海报，内容包括他们准备进入的大学，以及他们是家里的第一代还是第二代大学生。在走廊尽头，还有一个展览展示毕业生的录取通知书和推荐信。在学生每天去上课的路上，这些展览都会提醒他们，艺术与技术影响力学院在帮助他们的同学和他们自己为大学和职业生涯做好准备。展览不是为了炫耀，而是为了鼓励一种知性文化，并使之成为常态。在那些坚持不懈地追求升学率的学校，这种象征是一种特别有效的工具，既设立了标准，又让人看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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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卡斯科湾高中，学生设计的题为“成功之路”的海报贴满了整个校园，用“解决今天的问题”“独立思考，擅长合作”“深入调查”“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思维”等警句宣传社团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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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地，在艺术与技术影响力学院，宣传社团目标的海报无处不在，上面写着学校的四条价值观——“尊重、安全、努力、相互支持”。墙上还写着学校致力于培育的核心竞争力——“探究、分析、研究、创造性表达”，以及其他重要的领导技能，比如批判性思维、有效沟通与合作、高效管理项目的能力。老师们在介绍如何给学生打分时经常参考这些海报，学生也要定期写论文，汇报自己取得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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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平方英尺=0.0929平方米。——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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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自治和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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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心设计的物理环境不仅能够传播高期望，而且体现了学校的风格。事实证明，我们访问的这些学校是特别民主，或者至少是非科层化的。很少看到老师单独待在他们的办公室，或者在教师休息室里聊天。相反，科学领导学院和许多其他学校提供摆放有长桌的开放空间，老师们课间就在这里碰头，学生也可以随意找到他们。在阿瓦隆中学和其他学校，学生的课桌很少摆成一排排的，而是通常围成一圈。年轻人可以看到彼此的脸，而不是只能看到别人的后脑勺。没有人能躲在后排。这种设置隐含的理念是：教室里的每一个人都有同等的价值和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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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学习社团最与众不同的一个特点是，老师乐于赋予学生非同寻常的自治权，有时候达到让美国的其他老师闻所未闻的程度。高技术学校校长拉里·罗森斯托克（Larry Rosenstock）开玩笑地称自己为“后勤人员”，由教师运营的阿瓦隆中学则根本没有校长。在这两所学校，校长的许多传统职责通常由老师承担，比如雇用员工、编制校历、与校外公司和博物馆合作，以及处理与赞助人的关系。而且，与大多数传统学校不同，这些老师自己规划他们的职业发展、确定共同关注的问题、策划研讨会、帮助同事适应新技术。当然，这种方法需要有竞争力的高技术专业人才，还需要高度的信任和真正赋予教育者权力的意愿。在接下来的章节里，我们将进一步探讨深度学习中教师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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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信任的校园环境有许多好处。其中之一就是创造了一种学生文化，让年轻人与学校里的成年人一道，为他们自己的教育负责。这经常从细枝末节处开始，比如我们发现，大多数学校在每节课之间并不打铃——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告诉学生他们应该而且能够对自己的日程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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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中学则更进一步，像现实世界中的职场一样，每天没有固定的放学时间。学校的技术整合和教师培训协调员戴维·格兰特（David Grant）在接受采访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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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学校把一天分成40分钟、50分钟或者60分钟一段。如果分成80分钟一段，它们可能就觉得已经前进了一大步，但这不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我们要讨论的是日程……比如有一个由五六名专家组成的团队，你的老师可能会说：“为了在这个特定的阶段完成这个特定的项目，为了跟孩子们共同完成这项工作，本周我们需要设计一个全新的日程。”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大多数时间里，没有人确切地知道别人在哪儿，但是真实的工作就是这样的，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在现实世界中工作，无论是编程、设计、剪辑影片、制作音效还是别的什么，没有人会一到40分钟就停下来，放下手边的一切去干别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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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生和教师拥有自治权是建立安全、信任的社团的关键，而且能够创造有意义的学习所需要的开放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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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同样的理由，让学生而不是老师接受采访、带来访者参观校园是一个普遍现象。MC2 STEM高中的九年级学生就被要求准备一份“电梯演讲”，向来访者介绍他们的学校。正是这些不大不小的选择，让学生知道这是要由他们创造、维护和领导的社团。向其他人介绍自己的社团，增强了学生的归属感，并且让他们感到自己的参与是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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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还经常承担学校的其他重要任务。在科学领导学院，每次最多由40名学生组成“技术小分队”，接受特别训练，与学校的技术协调员共同维护学校的门户网站。这个团队还帮助跟踪与维护学校的笔记本电脑、记录问题，甚至订购新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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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技术学校，有类似谷歌的著名的“20%时间”项目，即允许学生自由利用20%的时间，只要是对学校有益的事情，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种方法既重视独立学习，又强调了集体利益的重要性。学生用各种各样的项目来迎接这一挑战，包括筹款为摄影项目建设一间暗室，或者开发一款引导来访者参观校园的手机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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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学校，包括我们访问的所有学校，都有学生自治组织，与学校管理者进行正式的沟通。不过，阿瓦隆中学的体系为学生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去探索治理结构中的微妙性与复杂性。这是一种基于相互制衡的体制，包括由教师组成的“行政机构”和代表学生的“立法机构”。跟美国国会一样，学生可以提出新法案，然后交由“行政机构”通过或否决（必须提出书面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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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阿瓦隆中学的学生运用他们的立法权，说服校方恢复了一项宝贵的特权——到校外吃午餐的自由。过去，学生可以在40分钟的午餐时间里到校外就餐，但是校方在接到几起发生在校外的不良行为报告之后，随即终止了外出就餐政策。学生提出经过慎重考虑的建议，并且承诺杜绝校外违规行为，校方则做出了让步。这增强了学生的信任感和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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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权力分享体系需要老师和学生都充满创意、认真负责。正如艺术与技术影响力学院的一位老师所说：“我相信我们的学校能够改变学生，因为，它也改变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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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avid Grant，Teacher-Training Coordinator David Grand Describes a Framework for Project Learning Success，video，directed by Ken Ellis，The George Lucas Foundation，March 15，2010，www.edutopia.org/stw-maine-project-based-learning-authentic-expeditionary-vid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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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力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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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提到的一些例子，比如卡斯科湾高中的探索，在公立学校中是绝无仅有的。只要将重心向深度学习倾斜，投入更多的资源，开展类似的活动无疑是可能的。但是，我们展示它们的目的却不是让其他的美国学校原样照搬，而是要提炼出这些活动背后的基本目标和原则，并使之付诸实践。现在，应该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竭尽所能地建设有凝聚力的学校社团不是一种奢望，而是素质教育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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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基础支持着批判性思维、解决问题、有效沟通和学会如何学习的关键目标。特别是，显而易见，强有力的社团能够培养良好的合作者。合作已经成为一项关键的21世纪技能，现代教育专家经常引用两个理由来说明这一点：一是随着雇主们意识到共享天赋能够带来更多的创新和更好的产品，职场中越来越强调合作；二是随着全新的信息技术的涌现，合作也在变得更容易、更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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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许多美国学校已经认识到教会学生合作的重要性，试图通过增加团队项目的数量来实现这个目标。遗憾的是，这些努力往往以失败告终。优等生（和他们的家长）讨厌跟差生同组，担心他们的GPA可能被拖后腿；一些项目最后变成了无用功，一些准备不充分的老师要么事无巨细、管得太多，要么干脆撒手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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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鼓励学生关心彼此的成功到激励可能偷懒的家伙，从建立建设性的反馈机制到知道团队何时正在失去斗志并有效干预，帮助学生学会有效合作，需要多个层面上的努力。我们在采访中看到了许多在所有这些领域都拥有丰富经验的教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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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经常看到，老师每天都在为学生做出合作的榜样，他们一起设计课程、就日常活动交换意见、了解个人项目的进展。他们也经常跟学生谈论与其他人和睦相处的价值，让学生求同存异、各抒己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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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艺术与技术影响力学院，艺术教师泰勒·菲斯特（Tyler Fister）讲述了他是如何鼓励学生认真交换意见、互相帮助改进作品的。“他们是彼此的老师。”他告诉我们。一开始，菲斯特向学生提供一系列用于小组讨论的问题，让他们习惯成功合作所需要的互谅互让。随着他们越来越适应这个过程，学生对老师的依赖逐渐减少，对彼此的依赖逐渐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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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接受我们采访的老师说，他们特意让九年级和十年级的学生结成小组，以确保在不同的能力水平、兴趣和激励之间保持平衡，增加成功的机会。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争取让每个小组中都有一个领导者、一个激励者、一个组织者和一个能够从领导、激励和组织中获益的学生。到了高年级，学生自己就知道应该怎么做了，老师会给他们更多自由，让他们自己选择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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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我是个带头人。”罗切斯特高中的一名高年级学生对我们说，“我会把事情做好，但是我需要一个组织者来告诉我什么时候需要交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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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完成任务的过程中，老师时不时地现身。虽然他们会在需要时介入调解、监督指导、提醒学生截止期限，但他们会尽可能地置身事外。在罗切斯特高中，我们看到一个小组在准备PPT演示，内容是一个以他们正在研究的历史事件为基础的冒险故事。小组的每个成员都签订了一份合同，对各自的职责做出了明确规定，每个人都承诺制作六页PPT。不过，到演示当天，其中一名学生缺席了，而且没有上交他的PPT。措手不及的组长向老师丹·麦卡锡（Dan McCarthy）抱怨说，她不知道该怎么办。麦卡锡沉吟说：“我在想你是不是该解雇他。”合同是这么规定的。“不！”女生吓了一跳，说，“他很用功。他应该是团队的一员。”然后，他们两人开始考虑其他办法来挽救这次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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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这本书中介绍的所有学校都希望学生以伙伴或团队的形式共同合作，比在今天的大多数学校中通常看到的都要多。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详细阐述的，大多数情况下，项目是家庭作业的常态，而不是特例。因此，新生文化适应过程的一个关键部分就是习惯与同龄人持续合作，对许多人来说，这都是陌生和令人尴尬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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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克利夫兰的MC2 STEM高中的迎新仪式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特别生动的例子，说明富有创新精神的学校是如何帮助新生理解合作的价值观，并熟练掌握这项技能的。一天下午，在十一年级学生的领导下，新生分成几个小组，比赛制作硬币发射器。组长给新生一个假定的预算，从“商店”购买八件日用品，包括硬纸板、曲别针、铅笔、汽水瓶和橡皮筋等。然后，组长监督团队成员制作他们的发射器，最后进行测试，看哪个小组的发射器能把硬币射得最远。比赛结束时，新生不仅学会了设计和制作样品，而且实际解决了问题，实践了批判性思维和沟通——或许最重要的是，学会了如何为彼此的成功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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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学习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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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让学生从被动的受教育者变成积极的自主学习者，建设强有力的学校社团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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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效的社团能够将“支持和信任”与“高期望和学习的集体责任感”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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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强有力的学习社团的有效策略包括：颠覆过去经验的迎新仪式；关注学习、开放和平等的物理环境；在显著位置经常性地、正式地强调社团的期望和规范；老生作为导师和榜样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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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越来越成为现代社会的必备技能。教会学生合作并不简单，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包括激励学生关心彼此的成功、建立建设性的反馈机制、为缺乏斗志的学生注入活力，以及知道何时需要干预、如何干预，还要知道何时应该走开，让学生自己找到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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