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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眼中的写作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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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被邀请为《华盛顿邮报》写一篇名为“写作生活”的文章，这让我颇为犹豫。像我这样的纪实文学作家都有一个小秘密，那就是，我们不认为自己是名副其实的作家，至少不是那种适合反思“写作生活”的人，记者出身的作家尤其如此认为。我那13岁便成为人气作家的女儿，以她的见识和文学自信一语中的地指出，我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作家”，充其量只能算作一个记者加传记作者。对此我“供认不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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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致力于在中东穿梭外交。在一次执行外交使命时，他在专机上和同行人议论起时任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和时任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夫人（Golda Meir）等领导人时说道：“作为一个教授，我个人倾向于认为历史是由很多客观因素推动的。”贝题但他又说：“不过从现实状况看，你会发现很多名人对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我也一直认为客观因素和人为力量对历史的塑造作用是平分秋色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当记者，同时也是一名传记作家。因此，本书的各个章节都与人物相关，将讲述这些人物如何思考，他们为什么极具创造力，他们又是如何影响历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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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在《时代周刊》供职多年。该周刊的创始人亨利·卢斯（Henry Luce）有一条简洁的工作指令：让那些创造历史的人物来讲述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他总是以某个人（而不是某个话题或某个事件）的肖像照作为杂志的封面。成为编辑之后，我也尝试模仿他的做法。即使有人让我推倒重来，我也不会放弃这种做法，甚至还会更加郑重其事。有些自以为是的批评家指摘《时代周刊》过分突出人物，每逢此时，卢斯都会回应道，《时代周刊》这样做并非首创，《圣经》才是这一做法的鼻祖。一直以来，我们都是通过人物故事传递思想、普及价值观和讲述历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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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富于创造力的人物尤为感兴趣。我说的富于创造力不仅指聪明。作为新闻记者，我发现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聪明人。事实上，聪明人比比皆是，但他们无足轻重。一个人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他富有想象力或者创造力，那是一种跳跃性的思维，是一种能以全新的视角看问题的能力。比如，1905年，欧洲那些最有学问的物理学家试图解释一个问题：为什么无论人们以何种相对速度运动，光波总是匀速传播。瑞典伯尔尼专利局的一名普通职员凭借自己在脑海中设想的实验创造性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光保持匀速运动，但随着人们运动状态的不同，运动时间并不相等。正如爱因斯坦后来指出的那样，“想象比知识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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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见到的第一位真正作家是来自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沃克·珀西（Walker Percy）。他的两部作品《看电影的人》（The Moviegoer）和《最后的绅士》（The Last Gentleman）都快被我翻烂了，但每次重读时，作者高深的哲思和昔日的风采总会使我肃然起敬。他住在伯格湾边上，那是一条像河湾的河流，河水缓缓流经我的家乡新奥尔良的庞恰特雷恩湖。我的朋友托马斯是沃克的侄子，于是他就成了我们这群小孩的“沃克叔叔”。我们常去他那儿钓鱼，去抓正在晒太阳的海龟，用水橇滑行，或者与他的女儿安打趣玩闹。当时我们还不清楚沃克叔叔究竟是做什么的。他曾经学过医，但从未给人看过病。其实他每天都宅在家里工作。安说他是一名作家，但直到他的第一本书《看电影的人》得到认可后，我才突然意识到原来写作也可以是一种谋生手段，和当医生、渔民或者工程师没什么两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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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克是一位非常温和的绅士，他面色平静，仿佛看破红尘，眼睛却总是在微笑。我开始花更多的时间和他待在一起，追问他当作家是什么感觉。他给我看他自己尚未出版的文章，我全神贯注地读着那些文章，而他则在一旁小口饮着波旁酒，似乎对我一本正经的样子感到很开心。后来我注意到他的小说蕴含着深刻的哲学思想，更确切地说，那些小说传达了许多玄妙的宗教信息。不过，当我要他阐释个中含义时，他却总是笑着拒绝。他说，路易斯安那州出两种人，一种是传教士，另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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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也成了我当作家的准则。我生来就不是什么评论家或者传教士。虽然我有很多想法，但我自己从不确定那些想法是否正确。《圣经》不仅向我们展示了假借人物之手说教的力量，它还告诉我们讲述（即按时间顺序讲故事）的魅力。不管怎样，毕竟《圣经》有着世界上最好的开头：“起初……”与那些乏味的说教章节相比，《圣经》里面的寓言、叙事和故事有意思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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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人们有一点知识便会志得意满，中产阶级生活之风劲吹，我的父母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真算得是有学问之人了。他们不仅订阅了《时代周刊》和《周六评论》（Saturday Review），还是“每月读书会”的成员。他们阅读莫蒂默·阿德勒（Mortimer Adler）和约翰·冈瑟（John Gunther）的书。后来当他们觉得我和弟弟的年纪足够大，能够从《大英百科全书》中获益之时，就毫不犹豫地给我们买了一套。我们住在新奥尔良的中心地段，那个地方充满了异国情调，古往今来，一直鱼龙混杂，很多人颇具艺术天分，至少也是个伪艺术家。镇上各团体之间往来熙攘，碰撞出了火花，偶尔也有些摩擦，但更多是惬意地交流。这些都是创造性文化不可或缺的成分。我喜欢爵士乐，曾学过单簧管，还曾经供职于几个俱乐部，这几个俱乐部都因簧乐器乐师乔治·刘易斯（George Lewis）和威利·汉弗莱（Willie Humphrey）这样的人闻名。在发现一个人也可以靠写作谋生之后，我便开始频繁出入新奥尔良老城“法国区”中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和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从前造访的地方，或坐在沙特尔街的拿破仑剧院的一个角落里写上一篇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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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虚荣做作的表现。幸运的是，后来的新闻工作让我摒弃了其中某些做法。上高中的时候，我在新奥尔良的《国家新闻报》（States-Item）谋得一份暑期工作，这份下午报的影响力堪比当地最大的日报《皮卡尤恩时报》（Times-Picayune，又称“时代花絮报”）。当时我负责警局司令部清晨5点巡逻区的新闻报道工作，结果第一天上班，我就发现自己得报道一则最可怕的新闻——一起幼童谋杀案。当我给编辑室主任比利·雷尼（Billy Rainey）打电话报告这则新闻的时候，他近乎咆哮地抛给我几个问题：遇害孩子的父母是怎么描述自己孩子的？你向他们索要孩子的照片了吗？当时我吓蒙了，向他解释道，因为当时遇害孩子的父母正伤心，我不想打扰他们。雷尼命令道，回去敲门，和他们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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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惊讶的是，孩子的父母居然让我进门聊。他们翻出了孩子的相册，一边擦着眼泪，一边给我讲这个孩子的故事，因为他们希望人们知道这些事情。他们有倾诉的需要。于是我又学到了重要的一课：新闻工作的关键之处在于，要懂得人们需要倾诉。交流过程中，孩子的母亲拍了拍我的膝盖，说：“希望你不介意我跟你讲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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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25年后，我在一个最不可能出现的情景下重温了当年那一幕。知名导演伍迪·艾伦（Woody Allen）被曝与前女友米娅·法罗（Mia Farrow）的养女宋宜·普列文（Soon-Yi Previn）有染，引发众怒。伍迪·艾伦邀请我去他的公寓，这样便可以解释自己的行为。公寓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我一翻开笔记本，他倾诉的欲望便立刻显现出来。谈话过程中，我曾问过他是否想过这样的情感关系有些不妥。他的回答注定被载入名人语录。他说：“心性使然。”聊了一个多小时后，伍迪·艾伦把身子靠过来，说：“说了这么多，希望你别介意啊。”我心想，不，我不介意，我靠这个吃饭呢。做这件事我是有报酬的，而且报酬还相当可观啊。我想他的心理咨询师大概也会这样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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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车北上哈佛的时候，我带了好多箱迪克西牌啤酒，这些酒全都整整齐齐码放在我那辆破旧的雪佛兰老爷车里，这下我就可以像南方小伙子一样畅饮了；我重读了威廉·福克纳的《押沙龙，押沙龙！》（Absalom，Absalom）和《喧嚣与骚动》（The Sound and the Fury），因而我可以假扮书中人物昆丁·康普生（Quentin Compson）却不至于重蹈他的覆辙。我写过的文章中最令人难堪的一篇，要数写给哈佛校报（Harvard Crimson）的那篇有关福克纳的传记了。在那篇文章里，我极力模仿福克纳的写作风格，却没想到自己的文章竟那般冗长唆。（哦，对，这篇文章当时并没有被录用。）毫不奇怪，我一辈子都没有受邀加入哈佛校报，却加盟了幽默杂志《哈佛讽刺文社》（Lampoon）。当时这家杂志社主要以恶搞名人为内容，曾经戏仿世界销量最大的年轻女性杂志《大都会》（Cosmopolitan），插页上赫然印着亨利·基辛格的裸体画。于是，我又学到了一条黄金法则（尽管在实际运用中不很熟练），那就是，拿名人的装腔作势取乐比模仿他们更有教益。后来，我又开始搜集材料，讲述一个默默无闻的种植园主的生平，这样做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这个人叫威克斯·霍尔（Weeks Hall），已经过世了。在20世纪初，霍尔曾邀请多位文学名人和艺术家到家中做客，他把这样的聚会称作“庭园小聚”。这种做法让我知悉挖掘有趣或者有创造力的人的故事带来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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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几年的暑假，我都喜欢回到新奥尔良的家，为哈佛讽刺文社工作。我喜欢开着车随意驶进某个小镇，一天内就会遇到很多新面孔，写出很不错的报道。我时常要求自己这样做，有时也会如愿。假如现在我正在面试年轻的新闻记者，很有可能会这么做：摊开一张地图，任意指定一个小镇，要他们去那里挖掘新闻，并在48小时后发给我一篇好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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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去路易斯安那州南部，我写了一系列文章，都与拉福什湾沿岸甘蔗种植园佃农的生活有关。我的文章体现出詹姆斯·艾吉（James Agee）的文风对我的深刻影响，他的书我读了太多遍了，那些书总是着意煽情，刻意追求文采，但这些小文却助我在下个暑期找到了一份更有意思的工作。哈里·伊万斯（Harry Evans）现在是声名赫赫的作家和史学家，但在当时，他还只是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炙手可热而又富有革新精神的年轻编辑。在一次演说中，他哀叹美国再也无法像从前一样造就那么多艾吉式的作家了。我不假谦虚，把自己所写的有关佃户生活的文章简单整理后，寄到伦敦给他，向其谋求一份暑期工作。我没有得到回音，很快就忘记了这个无礼的请求。可几个月后居然有一封电报寄到了我的住处，当时我颇感诧异（即便在今天，这种事情也是不寻常的）。电报上写着：“愿提供短期实习和汤姆森奖学金。”后面的署名我闻所未闻。不过我马上意识到这是来自《星期日泰晤士报》的工作邀请函。之所以设立汤姆森奖学金，是因为哈里希望在美国雇到更多像我这样的人，于是便创立了这样一个奖学金项目，并以报社当时的老板汤姆森男爵（Lord Thomson）命名。我凑齐路费，买了一张冰岛航空的打折机票飞到了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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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1973年的夏天，正值水门事件刚刚曝光之时。哈里创立了一个名为“洞察小组”的调查团队，他把我安排在这个小组，并且误以为既然我是一个美国人，肯定和1965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伍德沃德（Robert Woodward）以及卓越的前美林银行策略师伯恩斯坦（Bernstein）有些相似之处。我的第一个重要任务是去苏格兰的敦提市调查。该市市长也是苏格兰“大城市市长”中的一位，被怀疑是亲尼克松派。到机场后，我大摇大摆地向租车前台出示了《星期日泰晤士报》报社实习证明，却被告知由于年纪太小，租不了车。我感到十分难堪，又不敢把这件事告诉编辑们，只好搭便车到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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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几天里，我有幸见到了很多当地名人，还与他们沟通。随后，我胡乱拼凑了一篇杂乱无章的文章，内容涉及多桩土地秘密购买行为以及其根据各分区法律所做的恶意调整等情况。我这篇文章颇令人摸不着头脑，几位编辑有些抓狂，无奈之下，他们只好向戴维·布伦蒂（David Blundy）求助。这位先生是我见过的最另类的记者了。他的双眼透着狂野，精力充沛，好像无时无刻不在寻求刺激，让人觉得他总是在暗暗谋划着什么；他瘦得皮包骨头，看起来就像个动画角色。一天晚上当我们回到旅馆的时候，前台说我们房间里有人。戴维马上警觉起来，认为那人肯定是市长雇佣的杀手，于是他摆好架势准备开战，还大声喊着让我去乘电梯，他自己要爬楼梯上去。我感到十分不解，但还是按照他说的做了。我们同时到达六楼。戴维猛地撞开了门，但他向来嗜烟如命，加上刚刚一口气爬了六层楼，这会儿早已累趴在地上了。那位不速之客原来是电视修理工。一看此情此景，那位修理工东西都来不及收拾就匆忙离开了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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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和戴维合作，报道了北爱尔兰问题、摩洛哥与西班牙的荒岛之争以及1966年12月一帮商人公然违反联合国对罗得西亚的经济制裁一事。危险的任务总会让戴维精神振奋。有一次在贝尔法斯特，他一再坚持去报道一次游行活动，但我宁愿留在欧洲酒店的酒吧里。他说街头冲突在电视里看似暴力血腥，但隔着半条街观看其实相当平静安全，还说当记者就要有一种到现场去的冲动。我们一出门就有一颗炸弹击中欧洲酒店。戴维说这是给我的一个教训，当时我对这一点深表赞同。他曾经希望我能从这个教训中领会真意，但几年后这位老兄却在萨尔瓦多被狙击手的流弹射死，我便随之放弃竭力探寻这份真意的做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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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供职的那些日子里，我意识到自己生来就不是伍德沃德或伯恩斯坦那样的人。我生性待人真诚，所以不愿以探人内心的想法为乐。也许反而正是这个性格使我可以很快结识陌生人并让他们对我敞开心扉。有一次，我奉命去马恩岛一个名为“夏日胜地”的娱乐中心报道一起失火案。在那次事故中，50人命丧黄泉，原因是紧急出口关闭，还有其他几个疏忽之处。最终我见到了这个娱乐中心的股权公司总裁查尔斯·福特先生（Charles Forte）。在谈到酿成这起悲剧的过错时，他非常坦诚，也很无助。那篇报道很成功，但我刻意将他说过的一些话做了轻描淡写的处理，否则报道还会更精彩。我生来就有的同情心战胜了我身为一名记者的职业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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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哈里·伊万斯的例子中领悟到，一个记者是有可能做到既勇于革新、善于调查，又能走进调查对象内心世界的。哈里风度翩翩，好奇心强，具有质疑精神，可以说他既做得“市外人”（他是曼彻斯特人），又做得“局内人”（他曾被王室封爵）。总有些事会不时令我对这个道理加深印象。1980年，里根参加总统大选。在为《时代周刊》报道此次大选的第一周内，我写了一篇文章，该文关注了里根在政治演说中所举的例子，从税收水平到树木如何污染环境等，不一而足。我在文中宣称里根的演说有很多令人生疑之处。我本以为自己在接下来的一周会被里根竞选团的工作人员挡在里根的专机之外，却未料到自己竟然受邀到飞机上和这位候选人并排而坐。在社会生活中，有一种现象对许多人而言很平常。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的母亲曾生动地描述过这一现象：如果她的儿子克林顿走进一间屋子，里面有100个人，其中99人拥戴他，剩下那个人与他意见相左，克林顿就会走向那个反对他的人并试图去改变那个人的看法。我发现亨利·基辛格也是如此。他如同飞蛾扑火，向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飞去，总会情不自禁地要扭转他们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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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的工作经历帮我赢得了罗兹奖学金，其中部分原因是该奖学金评选委员会的成员多有崇英情结，这一点倒也不足为奇。或许这些人是因为看到某份英国报纸上出现过我的文章才对我有了深刻印象吧。面试定在新奥尔良法国区的一家宾馆里。当时我正在享受圣诞假期，在附近一家牡蛎店里剥牡蛎吃，幸好那里的人并不清楚罗兹奖学金是什么。当时我的梦想仍然是当一名“真正的作家”，因此当看到威利·莫里斯（Willie Morris）就坐在评审团席位上时，我感到诚惶诚恐，丝毫没注意到其他评审员中有一位有何不凡。他是来自阿肯色州的法律教授，当时正准备竞选国会议员，但没有成功。多年以后，这位比尔·克林顿先生竟然还记得当时他问我的问题以及我的回答，这让我颇为吃惊。他还对时任美国白宫传播室主任乔治·斯蒂芬诺伯罗斯（George Stephanopoulos）说，如今身为记者的我既然已经知道他是当年的评审员之一，就一定不会让他好过的。他肯定知道这句话会传到我的耳朵里，也许他是在利用人的逆反心理吧。不管怎样，我最后还是得审查《时代周刊》对他第二个任期糟糕表现的报道。但我为他的自传所写的书评则反映了我自己对他的看法，那篇书评也收录在本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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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动身去牛津读书之前，我收到了《华盛顿邮报》暑假实习的邀请函。按理说这个邀请应该算作一个令人难以拒绝的安排了，因为当时水门事件正愈演愈烈，被推上了风口浪尖，报业人大有新闻可做。然而当时我仍对“真正的作家”梦痴心不改，于是决定在新奥尔良港口的一艘起重船上当一名搬运工。我异想天开地认为这样的工作可以为我计划的《大美国河流小说》（Great American Novel About the River）提供足够的人物素材，就像当年的马克·吐温的经历一样。事实上，若我是马克·吐温，这个愿望就会实现，抑或早就实现了吧。从那时起，我用过的每一张桌子的左边抽屉里总是放着我这本未竟的小说手稿。小说以起重船特伦斯号为背景，书中人物包括库恩船长以及形形色色的船员。每隔十年左右，我就会把稿子拿出来，稍作润色，再重读一遍，然后提醒自己，我确实当不了一个“真正的作家”。这个世界有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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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牛津，我选修了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加上在哈佛主攻的历史和文学，我已经能胜任记者和传记作家的工作了，但除此之外，别的我什么也做不了。我在牛津的导师是兹比格涅夫·皮蔡因斯基（Zbigniew Pelczynski），一个充满活力而又睿智的人。他是一名黑格尔学者，“二战”时曾是波兰地下运动的活跃分子。在这里，我再次笼罩在比尔·克林顿的阴影下。皮蔡因斯基给我布置了一项作业，题目是“民主的潜在力量如何在独裁政权中得到体现”。我很快就把论文写完并交给了他，但他读完之后觉得我写得并不好。原来几年前他的一名尖子生写过一篇更好的论文，他还复印了一份给我。他说，你也许认识论文作者。我瞥了一眼作者的名字“比尔·克林顿”，我说不认识。皮蔡因斯基又说，他是阿肯色州人，而我是路易斯安那州人，两个州可是相邻州啊。而我认为并非所有路易斯安那州的人都认识所有阿肯色州的人。如今想来，当时我宣称一个阿肯色州人都不认识其实是耐不住性子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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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克林顿的文章讨论了苏联民主问题，写得确实比我的好多了，于是导师这只产自阿肯色州的“宠物”在我眼里也分外招人烦了起来。大约20年后的1992年，那时我已经是《时代周刊》国内事务版块的编辑了。有一天，我接到了皮蔡因斯基的电话。他说很多记者都在问他克林顿学生时代的为人，还说自己不知道能不能把那篇论文的副本给他们。当时我愣了一下。什么论文？我早就忘了那篇文章了。但当我回想起来的时候，我马上意识到那将是一条爆炸性新闻。毫无疑问，那篇论文里有些话如果被断章取义，会给克林顿带来大麻烦，即使全文照登，他也很可能会麻烦缠身，因为当时共和党人已经在借他的赴苏留学经历抨击他了。这是新闻人的两难处境：我要不要告诉那位善意的老师把那篇可能剥夺克林顿候选人资格的论文交给记者？考虑片刻之后，我说我不知道他应该怎么做，但如果那是我的论文，我希望他在公之于众之前先征求一下我的意见。于是，皮蔡因斯基说他会问问克林顿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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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如果我能拿到那篇论文，《时代周刊》将获得一个最大的独家新闻。但我应该这样做吗？我拿起电话打给住在新奥尔良的父亲，说：“到家里地下室的工作间，在推台锯后面的白色抽屉箱里找找，看有没有一篇比尔·克林顿关于苏联的论文。”几分钟以后，我父亲走回电话机旁，话音里透着失望。原来在飓风卡特里娜之前新奥尔良就发过多次洪水，淹没了我家的地下室。那个箱子以及里面的东西在其中一次水灾中遭到了破坏，我母亲已经把它们扔了。我感到有点失望，但另一个我，那个不忍成为一个铁血无情的新闻人的我，却舒了一口气。新闻人的两难处境解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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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之前，就在克林顿卸任后，我到牛津郡的一间村舍里拜访了已经退休的皮蔡因斯基。他翻出了一个剪贴本，里面有克林顿的论文，还有一封1992年贝齐·赖特（Betsey Wright）发给他的电报。贝齐是为克林顿处理负面事件的小组的一员，总是忙碌不已。信中感谢他问了该不该公布那篇论文一事，并极力恳请他不要公布。我重读了那篇论文，这回发现它真的不错。于是，我建议皮蔡因斯基复印一份，寄到克林顿图书馆。史学家们应当得到当年那些记者始终没有拿到手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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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皮蔡因斯基的影响下，我开始考虑当一个哲学家。我要当的哲学家当然不是那种手捋长须的哲学家，但至少要在这个领域做点学问。我的牛津毕业论文讨论的是约翰·洛克的财产观，所以我想把它寄给我在哈佛的两位哲学教授：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和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之所以选择这两位教授，是因为他们对洛克财产观的看法刚好相反，因而他们中或许有一人会觉得我的分析很有意思。从牛津毕业后，我回到美国，分别拜访了他们，看看谁愿意录取我为博士研究生。在读完我的牛津毕业论文之后，他们都表示哲学界没我也能照常运转（虽然罗尔斯说话比诺齐克客气些）。于是我只好回到新奥尔良《国家新闻报》，当时这家报社即将被《皮卡尤恩时报》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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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奉命去市政厅做新闻报道，这份工作比较简单。时任新奥尔良市市长穆恩·兰德里欧（Moon Landrieu）决心整合这座城市的权力结构，于是聘用唐娜·布拉泽尔（Donna Brazile）担任他的助手兼保镖。大多数老政客都很反感这个阻止他们接近市长的年轻黑人妇女，但我发觉她不拘小节的举止反而让人眼前一亮。我常常从她那打探绯闻和消息，当记者的关键就是要发掘像唐娜这样了解内幕的人。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那样的金牌记者就从不透露自己的新闻线人。我支持诉讼时效30年的规定，当时做过一些相关报道，最精彩的报道中就有几条来自唐娜给我提供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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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亏这份工作，我才能租下斜对着杰克逊广场的庞塔尔巴大楼的公寓。这座大楼是国有的，我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了等候入住的名单上。有一天，市议会主席告诉我他已经把我的名字移到名单的最前面了，还要给我一盏蓝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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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开始我不知道蓝灯是什么东西，他解释道，蓝灯就是警灯，我可以把它放在车子的中控台上，这样就能在法国区内非法停车。当时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还谈不上有多高尚，于是我便欣然接受了他的慷慨相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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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终忍痛割爱放弃我的写作梦，是因为接到一个名叫柯德·迈耶（Cord Meyer）的人的电话。柯德曾在美国驻伦敦大使馆的一个秘密部门工作过。他花了很多时间去了解在牛津读书的美国学生。后来我才知道他与中情局有瓜葛。他安排他的一个同事在新奥尔良机场希尔顿饭店的游泳池边对我进行了面试。一开始，面试似乎围绕着谍报工作展开，后来面试官才强调他们当然不是要让我成为间谍，而是在总部当分析师。如果一开始他就把话说清楚，也许我会当场答应，这样的话，这本书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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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同一个星期，我还碰到了一位《时代周刊》的编辑。他奉命从曼哈顿来到新奥尔良挖掘“那边”年轻的新闻人。当时新奥尔良正在举行市长候选人选举。共有12名候选人，每个人的经历都十分离奇有趣（其中一人与露丝克里斯牛排馆的创始人结了婚，竞选时身穿大猩猩套装，还当场买下了一头大猩猩送给奥杜邦公园的动物园）。我走访了所有选区领导，请他们填一张问卷，看看每个候选人在各个选区能得到多少选票。有了这些数据，再加上一点运气，我准确预测出了12位候选人每人的得票比例和名次。当《时代周刊》的编辑赶到镇上的时候，《国家新闻报》正在报纸宣传栏里大肆宣扬我的伟绩呢。于是，这位编辑便极力邀我加盟《时代周刊》，我接受了这个邀请，也就拒绝了中情局的工作。我在《国家新闻报》的最后一个任务是写一篇专栏，预测选举最终结果。这一次，我没有挨个拜访那些选区领导，因为我自以为对小镇的情况已经很熟悉了。而那次我错了，又是一个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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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那位在外游荡的编辑在“那边”招募到的唯一一名记者。到达《时代周刊》大厦的时候，我像一匹骄傲的千里马被领到了大厦的34楼去见该报的老总赫德雷·多诺万（Hedley Donovan）。多诺万说因为现在《时代周刊》有太多人去哈佛或牛津读书，所以他非常高兴他们在“那边”找到了人。“对了，”他说，“你在哪上的学？”我以为他在开玩笑，便只是笑了笑，没有作答。于是他又重复了这个问题。那位把我带到这儿来的编辑紧张地看了我一眼。我咕哝道：“哈佛。”并且故意拉长调子，希望他们把这个词听成“奥本”。多诺万看起来有点糊涂，而后我就被支走了，而且好像再也没有被这位老总召唤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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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发现自己多年来在《时代周刊》结识或共事过的人背景迥异：有出身贫寒的，也有身世显赫的；有来自乡下的，也有来自城里的。进入国家级杂志社的我们必须努力忘记自己的出身，我们出席外交关系的会议要比去吃扶轮社（Rotary Club，服务性慈善社团组织）午餐的频率高得多，这让我们感到不舒服。所以，在我当上《时代周刊》编辑后，组织了一次灰狗长途汽车代步游，沿着旧50国道进行了为期三周的横贯美国的旅行。50国道是美国中部几十个小镇附近的主干道。同行的同事中有来自俄亥俄州列车工程师的几个孩子、一个来自阿肯色州专向穷人租房的房东、一个施托伊弗桑特小镇住房计划少年俱乐部的经理、一个密西西比河码头工人的儿子、一个来自哈勒姆的家政员，还有一个来自长岛的汽车司机。我们去了鸡肉加工厂、保龄球馆、基瓦尼俱乐部和家长会、圣灵降临教堂以及几家实惠的酒吧——这些酒吧平时可以赊账，发薪日再用现金还账即可。几年后，我们又组织了一次类似的旅行。我们从密苏里的汉尼拔出发，沿着密西西比河顺流而下，最后到达新奥尔良。正如《奥德赛》、《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和《66路》等历险作品所描述的，如果一个人不停地行走，以陌生人的身份游历某地，再重新上路或者返回船上，同时把所有的问题抛在脑后，那么他就会产生一种若即若离的感觉，这种感觉会令人神魂颠倒。我想，很多记者和作家都会为那种若即若离的感觉所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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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代周刊》工作的最初几年，我被安排在国内事务编辑奥托·弗里德里希（Otto Friedrich）手下干活。他很聪明，一脸络腮胡子，总是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他先是教给我一条有关新闻的真知灼见，后来又向我展示了传记文学的真传，这条灼见和真传就是，模糊的事实和精彩的细节即使看似微不足道，却正是一个精彩故事的基本框架和生动逼真的描写所在。就像普鲁塔克（Plutarch）在他的《传记集》开篇中提到的那样：“有时候一件小事、一个表情或一句玩笑话，会比几场最著名的战役更能向我们清楚地传递历史人物的性格和喜好。”弗里德里希在其一篇名为“俄罗斯有00棵树”（There Are 00Trees in Russia）的论文里阐释了这个观点。“00”指的是新闻杂志作者用“00”或者“TK”作为某一事实的占位符，等着某研究人员填补该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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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里希在工作之余也写书。从他身上，我懂得了写传记和历史著作可以作为新闻人工作之余一个不错的副业。1980年，我在报道里根大选之时，一帮人突然冲到集会民众的前面。他们瞪大眼睛，发着传单，说是要揭露美国东海岸对外政策体制中不可告人的本质。这让我大为震惊。传单上画满图表和箭头，有美欧日三边合作委员会、外交关系委员会、美国最富有的洛克菲勒家族、暗中玩转地球的彼尔德伯格集团、美国耶鲁大学秘密精英社团骷髅会以及各种金融秘密集团。于是，我请教了一位名叫伊文·托马斯（Evan Thomas）的同事这是怎么一回事。我想他向来对美国东海岸的情况比较了解，应该能解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吧。最后我们决定合著一本书，探讨一下这个“体制”，一窥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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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长岛萨格港一间避暑小屋里写下了书的大纲。我是一个夜猫子，打算点灯熬夜到凌晨5点，这样就能在第二天把手稿交给伊文，那时他也差不多起床了，然后下午在海边碰面。我们一致同意遵循《时代周刊》的核心工作准则，即以时间为顺序，通过人物讲述故事。我们挑选了6个人，他们都是这个所谓的“体制”的核心人物，迪恩·艾奇逊（Dean Acheson）、埃夫里尔·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罗伯特·洛威特（Robert Lovett）、约翰·麦克洛伊（John McCloy）、奇普·波伦（Chip Bohlen）和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我们从大学预科学校、大学俱乐部、华尔街、驻外事务处、冷战权术和越战等方面，按时间顺序追踪他们错综复杂的生活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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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带着那本书的大纲来到萨格港的麦迪逊大街尽头，想把它交给刚成为文稿代理人的阿曼达·厄本（Amanda Urban）。她让我们再往前走，去找美国最大的图书出版公司之一西蒙舒斯特公司的编辑爱丽丝·梅修（Alice Mayhew）。听了我们几分钟的陈述后，爱丽丝马上就明白了书的大意，并说她一直想要出版一本这样的书，而且书名可以定为“智者”（The Wise Men）。于是书名就这样定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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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当时担心学术界会以这本书太具（或者“仅有”）新闻性而不予理会，于是就开始研究总统档案，大量参考了被真正的史学家敬称为“史料”的东西。我们的努力在最初一次采访里被证明没有白费。当时麦克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对我们的书多有贬损，说所谓的“权势集团”纯属子虚乌有。后来，伊文在林登·约翰逊档案馆里找到了邦迪自己所写的一篇名为“从体制归来”（Backing from the Establishment）的回忆录。邦迪在回忆录里详细记录了我们所调查的人物的幕后角色，他还催促约翰逊总统在他们中间创立顾问小组，以便为“越战”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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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也越发确信，不仅史料研究对撰写当代史作用极大，新闻采访工作对此也是大有裨益的。比如，虽然时任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洛威特每日写给时任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的信件是宝贵的史料，但到了20世纪50年代，长途电话交流已经很普遍了，因而这些材料马上就被诸如“请来电讨论老挝问题”这样的电话“暗号”取代。电话沟通有助于记者一边采访当事人，一边做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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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着手写亨利·基辛格传记的时候，情况更是如此。我知道档案馆里的文件更多是为了掩盖内情，而不是出于历史准确性的考虑。基辛格的助手温斯顿·罗德（Winston Lord）就曾透露，基辛格有时候就让他的几位助手写几个版本的会议记录：一个交给档案馆，一个交给尼克松，另外一个准确版则留给自己。所以，亲自询问当事人官方文件背后的真相是很有用的。正如基辛格自己曾经指出的那样：“写在外交文件上的东西向来就不符合事实。如果当时我对自己现在已经知晓的事情有所了解的话，就不会基于官方文件去写我那篇题为《重建的世界》（A World Restored）的博士论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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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基辛格对我所写的东西并没有感到很兴奋，而且还让我了解到他的想法。在读那本书的两天里，他口述了好几封信，指出我有几个地方写得“太离谱”了。其中几封是他那位年轻和善的助理保罗·杰里·布雷默（L.Paul“Jerry”Bremer）从他在派克大街的办公室亲自送到《时代周刊》生活大厦的。（布雷默后来担任了美国驻伊拉克总督，但这份工作也轻松不到哪儿去。）基辛格曾就此事质问他的好友谁是《时代周刊》的主编，他的好友便是我的上司亨利·格伦沃（Henry Grunwald）。格伦沃对基辛格说他认为我的书写得不偏不倚、入木三分。基辛格沉默片刻，接着以他那幽默却不失嘲讽的口吻抱怨道（这种幽默感有时使他显得平易近人）：“那么你那位年轻记者又有什么权利把我写得不偏不倚、入木三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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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是受到这次经历的触动，我在心里告诉自己，下一本书可不敢再写活人，一定要写一个去世两百年的人才行。于是我选中了本杰明·富兰克林^[1]，原因是我觉得当今美国在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上两极分化得越来越严重。身为一名开国元勋，富兰克林帮助其他人找到了共同的立场和解决问题的实际方案。他意识到宽容和妥协是这个新国家的道德核心。我认为这些理念在当今美国值得提倡。我没有采用说教的写作手法，因为我再次感受到叙述故事的方式更能传情达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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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身上有很多东西打动我，其中一点就是他居然是一个勤奋好学、治学严谨的科学家。有时我们会把他想成一个在雨中吃力奔跑着放风筝的老兄。但他的实验引出了电的单流体学说，那可是当时最重要的科学进步。还有避雷针，也是当时最有用的发明。不管是在画墨西哥暖流还是在记录植物体结构，富兰克林都深爱着科学，他认为对科学不感兴趣的人就是凡夫俗子。而在我们这个时代，很多所谓“受过教育”的人竟然对自己不懂科学或抵触数学的心态感到心安理得。他们从来都不承认自己不知道哈姆雷特和麦克白两者的区别，却会十分爽快地坦言自己不了解基因和染色体、不定性原理和相对论之间的差别。我想要说明的是科学（甚至对于我这样一个不是科学家的人）是可以富有魅力、富于创造性和想象力的。而传递这一理念的最好方式仍然是人物叙述。就此而言，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便是很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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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些写历史著述的人手中掌握着各种资料。我们有极具价值的日记，比如美国陆军部前部长亨利·史汀生（Henry Stimson）在“二战”期间的日记。但由于年久失修、保存不善，或者当事人害怕战后受到法庭的传讯已经将其毁掉，所以许多日记已经找不到了。我们也有私人信件，比如富兰克林和爱因斯坦两人的信件合起来就有40多卷。但在这个电话和电子邮件盛行的时代，这些信件也大多消失了。秘密磁带录音在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时代曾一度盛行，但在成功拖垮尼克松以后，这种曾令人满意的方法也退出了历史舞台。今天，决策者们对记笔记、写真实的备忘录和发电子邮件等都犹豫再三，因为任何东西都可能被国会委员会当作传审的证据。我希望我们有办法说服国会通过一部法律以保护电子邮件及其他类似材料不受侵犯，除非法庭确实需要这些材料去调查某起重刑案件。这样一来，这些材料就能成为档案记录，在25年后仍可为史学家们所用。但这一点不大可能实现。史学家唯一拥有的新资源就是记者们写的书，比如鲍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大卫·桑格尔（David Sanger）、简·梅耶（Jane Mayer）、巴顿·杰尔曼（Barton Gellman）、拉吉夫·钱德拉塞克兰（Rajiv Chandrasekaran）、史蒂夫·科尔（Steve Coll）、乔治·帕克（George Packer）、托马斯·里克斯（Thomas Ricks）、迈克尔·戈登（Michael Gordon）等人的作品。这些记者从这些强大的当局者身上发掘出背后的真相。在这个互联网时代，如果新闻印刷业和现代报纸运作方式突然崩溃，这些东西也将随之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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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默生曾说过：“所有的传记都是自传。”我怀疑自己在写书的过程中也加进了一些个人的情感因素，写富兰克林的时候尤是如此。富兰克林是一位成功的出版人、记者和商人。此外，他还对科技感兴趣，又善于沟通。我敢说他在当今这个信息革命和英才教育时代一定会如鱼得水、激流勇进。我的女儿就曾明确指出我在写富兰克林的时候实际在写一个理想的自己。没错，我承认这一点，但对于爱因斯坦，又该做何解释呢？她说我那是在写自己的父亲。确实，我的父亲也是一个犹太人。他待人温和，却经常感到心烦意乱，是一位敬重科学的人文主义工程师。爱因斯坦是父亲的英雄，而父亲是我的英雄。我又问女儿在写基辛格的时候，我又是在做什么。“这个问题就更简单了，”她说，“你在写自己的阴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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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记者和写作生涯里，有一个主题总在吸引着我，即技术对我们生活的影响。1989年，我到东欧报道苏联解体问题。当我抵达原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时，被安排住进福临大酒店。因为外国人常住于此，所以这家酒店是当地少数几个能接收到卫星信号的地方。有一天，一个女服务员问我介不介意学生下午到我的房间收看《音乐电视》和其他音乐节目。我说当然不介意，并强调自己会早点回来见见这些孩子。可当我进门的时候却发现他们不是在看《音乐电视》，而是在看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当时正在播放的是波兰的格丹斯克船坞骚乱事件。当时我就意识到这个独裁政体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终将不能阻止数字时代信息的自由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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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到科技对新闻和写作的积极作用时，我感到喜忧参半。来到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工作之初，我看到那儿的记者仍然是先把文章打印出来，再交给排版工人。《星期日泰晤士报》大厦的另外一层楼里有一间屋子，里面有一台被称为“新技术”的机器，其实就是能进行自动排版的文字处理机。但排字工人工会阻止这种装备投入使用。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习惯使用电脑和文字处理机，所以当时我试用了一下这台闲置的机器。排字工人工会随即召开了一次“教堂会议”以示抗议和警告，并威胁说他们会在报纸印刷的最后期限临近时罢工。那是我第一次尝到报纸行业中反对机械化或自动化的勒德分子的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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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还没有万维网，那时我就为诸如Well论坛那样的网上社区所震撼了。《时代周刊》后来推出一篇名为《欢迎来到网络空间》的封面故事，很明显，我们正在见证媒体翻天覆地的变革。直到那时，信息仍然掌握在那些大公司手里，再由它们传递给普通观众。这就催生了另一种交流模式，即社交网络。在那里，参与者可以点对点地创造、分享信息。在我开始负责时代公司的新媒体项目时，我们的团队已经专注于创建网上社区和论坛，而不仅仅是利用互联网廉价发行电子杂志了。时代公司联合几个兄弟出版社，与CompuServe（原美国最大的在线信息服务机构之一）、非凡公司和当时刚刚起步的美国在线合作，创设了各种各样的电子布告栏和讨论杂志文章的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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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维网改变了很多事情。我们不再受限于互联网通过商业在线服务所设立的围城。我们可以越来越轻松（也太轻松了）地把整本杂志放到网上。网上社区的概念被降级为每页下方几个评论区。用户不再被视为网上社区的成员；相反，他们都成了浏览文章的网上冲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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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我们还考虑要不要让用户为这种特权埋单，但在我们提出网上横幅广告这个想法时，麦迪逊大街上那些年轻的业务代表马上就提着巨额现金蜂拥而至，纷纷表示乐意根据我们吸引到的人数支付相应的广告费。于是我们相信了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的魔咒，即“信息应该免费，因为当今社会信息复制和发行已变得轻而易举了”，却忽视了他的下一句话，“信息要收费，因为在信息时代，没有什么比时机适当的准确消息更值钱的了”。他这个概念的两个部分互为矛盾，我们还在为解决这个问题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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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为这种所谓的写作生活提供了很多精彩的可能性。比如，我希望自己的下一本书可以将自己的所思所想用Kindle或索尼电子阅读器这样的电子阅读设备制作出来，我希望能把自己的文字与音乐、图像和声音整合在一起。我认为新闻业在这个数字国度里也能繁荣发展。公民记者和博客将极大丰富新闻内容，而传统意义上的记者则可以从各种新技术中受益。即便是旧式打印技术也可以惠及人类生活。不管怎样，纸张是一种很好的信息储存、提取、发行和阅读的方式。想象一下，如果400年来人类一直把所有信息储存在荧屏上，那么某一天，当一位现代古腾堡式的人把那些文字和图像导出来，并将之印刷在设计精美的纸张上时，我们就能在浴缸中、汽车里或者后院中随时随地阅读文字了，那时，我们就会宣称纸张是一种极好的技术发明，甚至将来会代替互联网。退一万步讲，我认为作为信息发布的电子形式的补充，纸张既讨人喜爱，又十分方便，因而有着持久的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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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管未来怎么发展，我们都不得不回答这样一个迫切的问题：那些作家（还有影视、音乐、应用程序和新闻等可数字化领域的创作人）将如何在这样一个数字信息免费复制的时代里生存下去呢？这就是我在考虑所谓的写作生涯时最大的顾虑；我希望继续我的写作生涯，也希望我的女儿和未来的几代人也能继续这种写作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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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史上第一部版权法《安娜法令》在英国创立以来，300多年来那些从事创作的人就一直处在一种制度的保护之下。在这种制度下，写书、作文、谱曲、摄影的人都有权从他们的作品传播中获利。基于这项版权制度，300多年来，我们鼓励和奖赏了各个领域的发明创造，使得人才的智慧财富为社会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此外，这项制度还使各种各样的人——从沃克·珀西到我本人——可以靠这种所谓的写作生活谋生。但愿我们的下一代也有机会享受这种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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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富兰克林传》，［美］沃尔特·艾萨克森，中信出版社，2014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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