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户通远程办公技巧(永惠兴——辽河老街上的“跨海商”)

整体修缮前的永惠兴银炉旧址

处于渤海岸畔的天津和营口两地间的航运往来非常密切，航运业带动了商贸的发展，进而推动了金融兴盛，许多有实力的商人携带大笔银两来到营口做贸易或开办银炉，从中获得巨大收益。

横跨渤海跑生意

渤海被辽宁省、河北省、天津市、山东省的陆地所环抱，辽河在辽宁省营口市入海，海河在天津市入海，发达的水运造就了近代营口码头的辉煌和贸易的繁盛，位于海河南岸的天津葛沽也曾是水旱码头及贸易货物集散地。营口与天津分处在渤海的东北方和西南方，两地是连接关内外的海上重要航路，通过水运联络很有渊源。

据《营口港史》记载：“营口港的木帆船运输历史悠久，早在东汉时期即有沿海漕船进入辽河抵达襄平（辽阳）港。1861年营口开埠后，木帆船海上运输一直兴盛不衰，国内沿海贸易仍以木帆船为主。”近代时期营口港海运与河运密不可分，河运连接东北及内蒙腹地，聚来大批关东土特产；海运沟通关内和沿海各地，运来不尽的交易物品。海运工具主要是载重千石以上的木帆船，远程运输大型的船只载重量在2000石左右，跑近程的也有千石以下的木帆船，年均进出营口港的海运木帆船达数千艘，高峰时更是以倍数计算，营口码头的辽河河面上时常是“帆樯林立”。

营口的海上航线有直通天津的航路，天津来船均称“卫船”（明代称天津卫，清初沿用）。运来货物有牛肉、水果、烟、缎、鞋及其他日用品，运往天津的主要是粮豆、烧酒和山货木材等，还有盛京将军向皇帝进贡的小米及赋粮等。

清代没沟营（营口）港海船来自沿海各地，加之河船来自辽河上游各码头，在营口港沿河东西摆开的各大小码头上，舳舻云集，而且船型不一、大小有别，汇集各类木帆船数十种。通过水运航路，全国各地商人常来营口，咸丰年间的没沟营已经是声名远播的关东大港，吸引远近各地的人们前来投资兴业。天津葛沽镇是华北历史上“八大古镇”之一，漕运发达，居民多以船业为生。从葛沽走出来的郑氏父子到营口做粮食和山货木材等东北特产生意，用船贩运到天津，很赚钱，从此，郑家便在营口开始了联号经营，生意越做越大，先后开设了永远兴（上海大屋子）、兴记号（宁波大屋子）、永惠兴（银炉）、日昌（航运业）、永兴（油坊）等商号,形成了“永”字联号。

看准行业开银炉

银炉是营口金融业早期代表，是熔铸炉银的炉房，炉银是营口商品流通的通货，各商业间的交易，其中也包括外商在营口商贸交易均以炉银过付。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年已五旬的郑筠荣拿出资本银2万两在营口西大街（今辽河老街）开办“永惠兴”银炉，此时银炉在营口已经存在近半个世纪，是营口商埠贸易不可或缺的重要金融机构。

《辽宁近代经济史》认为“营口成为东北最早的金融中心”，能得到这种地位认可，说明当时的炉银起到了绝无仅有的作用。

其一，炉银的发行熔铸地位。《营口县志·货币篇·炉银之创立及其缘起》载：“凡外埠至营贸易者除锦宝外，必令贴色或熔化九九二之营宝方能通用。”在没沟营（营口）的银炉里改铸“营平现宝”即炉银，是到营口经商的商人必须做的事情，只有手握“炉银”这样的银元宝，在营口商埠内做生意才能畅通无阻，所以，营口炉银在市面上极受欢迎。久而久之，营口的银炉熔铸的炉银成为商品流通交易的硬通货，炉银虽然是营口地面的私铸银，但得到了商家的认可，而且作为货币流通，实质上营口的银炉具有了一种相当于铸币的权利，世界上多数国家的法律规定铸币权归于国家，营口银炉熔铸炉银虽是为了方便商人经商，但能得到各方的认可实属不易。

其二、炉银流通本位地位。银本位制是以白银为本位币的货币制度，清宣统二年（1910年）颁行《币制则例》正式采用银本位，以“元”为货币单位，重量为库平七钱二分，成色为90%，名为大清银币，但市面上银元和银两仍然并用。营口的炉银早在1851年即已熔铸使用，比清政府颁布的银本位制要早，当晚清银本位实行后，炉银流通起来毫无阻碍，更加牢固了炉银的通货地位。

其三，炉银信誉保证地位。银炉建立起来的信用日益加强，《营口县志·货币篇·炉银之创立及其缘起》载：“每年定三、六、九、腊月朔为四个卯期，或存或欠，必须清结，谓之归卯。如到卯期而存银未取者，每锭加色一两或一两七八钱，至多不得过二两为率，谓之卯利。”存在银炉里的银两到期可以得到贴色，相当于现在银行存款得到利息一样。因有利可图，除了商户放在银炉里的现银，城乡民众也都把闲置不用的银两放于银炉，以便取得利息，银炉还可以贷款给需要的商户以赚取利润，没有稳固的信用保证，很难做到大量吸收储户银钱。

永惠兴在1907年6月19日于西大街重新开业，资本金达到20万两，至1929年资本已经上升至50万两。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永惠兴是营口尚存的最后四家银炉之一，这家老字号一直坚持到1933年伪满洲国财政部强令关闭银炉而停业，既是营口近代银炉业的代表之一，也是营口近代民族资本的代表。

两地建筑有特色

今天的辽河老街由昔日的土路到碎石路再到石条路直至沥青板油马路，到民国十八年（1929年）拓宽街路最终定型，许多临街商号也随之进行了铺面升级，建起了漂亮的“洋门脸”建筑。

1929年，获得巨大收益的郑家在营口西大街（今辽河老街）中部路南建起了非常别致的楼房作为永惠兴银炉铺面使用，檐头上的女儿墙做出窗户装饰，形若三层实为二层建筑，若不仔细加以辨别，认为是三层建筑的一定大有人在。这就是郑家人把握建筑流行趋势，不忘突出个性的思维表露，也是建筑师在西大街上林立的“洋门脸”建筑里的一处杰作。

永惠兴处于西大街的中部，又居一排七座建筑群内，按说单纯为了追求醒目的地理位置，其处所不算理想。如何能在商潮涌动的街面上一目了然，除了高大挺拔，恐怕没有别出心裁的创意很难收到想要的效果。在“同光体”建筑风靡之时，解决办法的着眼点自然而然就落在了“女儿墙”上，二层修成三层的样子，只要稍加注意，由此经过就会留有印象，是一座成功的典型“同光体式”、临街墙面为“洋门脸”修饰的建筑，也有人称其为“中国巴洛克”。

郑家在营口发迹后，于天津葛沽镇也修建了一座巨大的宅院，人称郑家大院。据资料显示：郑家大院清式风格，清末民初竣工，内分十二道院落，建筑气势恢宏，灰瓦青壁，游廊相连，整个建筑磨砖对缝，画栋雕梁，油漆彩绘，是与杨柳青石家大院齐名的华北第二大民宅。

财大气粗终歇业

据《营口近代工商企业汇考》记述：郑筠荣家的槽船从营口运送木材和山货回天津，行在山海关附近的海面上，忽然狂风大作，海面上掀起3米高的大浪。这时候，海面上漂过来许多沉船的人员和财物。跟着郑筠荣一起航行的几条大船，都争相捞取海上的财物。只有郑筠荣命令船老大救人，就在别人发了一笔横财兴高采烈地扬帆远航的时候，郑筠荣的船救起了近10人……等到一个月以后，郑筠荣的船回到营口的时候，早有时任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的中军侍卫在等候，一辆豪华的马车把郑筠荣接到了奉天府，而且徐世昌亲自设宴款待。原来郑筠荣救起的难民中，有一个是徐世昌的至亲，修书一封把郑筠荣的仁义道德大加夸奖……徐世昌把自己管辖东三省军马的一半物资运输和供给，都交给郑筠荣去酌情办理，不到一年的功夫，郑筠荣便挣下了巨资。乃至后来徐世昌当选文官大总统的时候，郑筠荣一次就为徐世昌提供了二个师人员装备所需的钱粮。

郑筠荣依靠营口银炉发家致富，从最初开张的2万两资本，到1907年重新开业时的资本金20万两，至1929年资本已经上升至50万两，终于成为营口的富豪。银炉以简便、快捷、有保证而名闻一时，为营口经济繁荣、贸易兴盛作出了特殊贡献，也造就了财大气粗的“永”字联号。发达的金融业招揽各地商人汇聚于营口，刺激了营口民族资本的进一步发展，加强了与外地商业的联络，营口商埠商人的势力遍及东北各地和内蒙东部地区，并辐射至关内和沿海各省，成为近代中国商业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营口成为当时东北重要的商贸金融中心。

银炉获利的方式是依靠投入的资本到卯期收取卯色、收取票帖（即管理费）等项，如果欠银户到卯期不能结清，需要到下个卯期结算，可以经欠贷户之间协商好应纳的利息后，转到下个卯期结账，称为“倒卯”。在一年的“三、六、九、腊”四个卯期里，只有腊卯不得倒卯，也就是年底要进行总决算，所有账目必须一律结清。

这种完备的货币流通体系，奠定了没沟营（营口）金融中心的地位，商人愿意到营口做生意，也是冲着这个便利的金融体制而来。但是一旦发生战争或是时局不稳，这样的金融体系一样也要受到影响，甚至出现挤兑风潮。

帝国主义列强是不会允许中国的金融业长期稳定发展，发动战争既扰乱了金融秩序，又能捞得大量好处，如战败赔款。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对营口的炉银都曾是致命的打击，只是银炉业的“生命力”实在是顽强，在营口众商家的全力维护下，顶住了一波又一波的枪炮轰击。“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后，日本人想方设法绞杀营口金融业，银炉被迫关闭。究其动机，只有搬倒营口在东北的航运、商贸和金融等诸领域里占有的优势地位，才能让其经营的大连缺少竞争对手，以完成他们制定的“大连中心主义”的侵略政策。1933年永惠兴银号成为日伪当局扼杀营口金融业的一个牺牲品。

二战时，日本挑起太平洋战争，为增加海运能力，征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运输船只，勒令包括“永”字联号的日昌公司在内的营口民族航运业停摆，强行收编并于1942年合资成立的“满洲海运株式会社”，“永源、肇兴、海昌、大通、日昌”等多家营口民族海运公司的多艘轮船被日军征用于太平洋战争，损失惨重，也使营口港衰落下去。

王辉/文 运延财 张海/摄

来源 营口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