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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神秘又神奇的数据分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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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3月18日13:50，英国皇家空军的会计师查尔斯·里普（Charles Reep）正在观看英国第3梯队的顿城队和布里斯托尔流浪者队的比赛。他拿了一支笔和一个本子，用自创的符号记录着比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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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7年前，里普就参加过查理·琼斯（Charlie Jones）的讲座。20世纪30年代，阿森纳队横扫英国足坛，造就了一代神话，琼斯时任球队边锋。每当谈及阿森纳队的战术，尤其是球队独创的WM体系战术（该战术得名于球员的站位形状），里普就开始思考能否将会计学的基本原理运用到体育运动当中，并从统计学角度进行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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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里普与注册总局首席统计员伯纳德·本杰明（Bernard Benjamin）一道在《英国皇家统计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上发表了论文。“原本连续的足球动作被划分为一系列独立的单元，例如传球、传中和射门等，”里普在论文中写道，“每种事件都对应了具体的细分类别及缩写编码。例如，每次传球都会被记录和归类，包括距离、方向、高度、结果以及起止位置。”里普还写道：“曾几何时，大家都是在依靠记忆、习惯和回忆比赛，这很有可能导致随机猜测和主观臆断，而我们开发的标记系统刚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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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里普已标记了2200余场比赛。他常常戴着矿工头盔，打开矿灯，熬夜观看比赛。通常来说，数据分析都很缓慢，得花上80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对1958年世界杯决赛的分析竟然耗费了里普整整3个月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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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大家都认为足球是一项动态运动，不可预测，然而里普的研究表明，足球运动背后蕴藏着可预测的稳定模式。例如，里普发现，第一轮传球的成功概率只有50%，随着传球次数的增加，成功概率将不断降低。他还发现，90%的传球不会超过3次传递。更令里普感到震惊的是与进球有关的统计数据。平均来看，球队每射门9次才能夺得1分；80%的射门是在4轮传球内完成的；半数射门来自距离球门线30米以内的失而复得的传球，这个区域就是球门区，位于球场中靠近球门的1/3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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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数据透视分析，里普建议队员不要总想着连续传球，而应该多发高吊球，直接把球踢到对手半场内。他坚信“三次传球定律”：长传、触地和射门才是进球得分的制胜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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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普的长传理论很快在当地球队中斩获了一批粉丝。20世纪50年代，因执掌伍尔弗汉普顿流浪者足球俱乐部而风光一时的斯坦·卡利斯（Stan Cullis）就是最早采用这一理论的一批人之一。20世纪70年代，里普担任起沃特福德足球俱乐部教练格雷厄姆·泰勒（Graham Taylor）的顾问，不到5年时间，泰勒就带领球队从英国足球乙级联赛闯入英国足球超级联赛。后来，他还执掌了英国国家足球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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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长传理论最大的功臣就是查尔斯·休斯（Charles Hughes）。1983年，查尔斯·休斯出任英国足球协会的教练总监，为各球队的教练和青少年培训学校编写官方教练手册是其职责之一。他一共写了31本书，其中最受欢迎的就是1990年的《足球获胜公式》（The Winning Formula），书中满是对长传战术的溢美之词，称其是足球比赛中已被证实的制胜策略，并对巴西队和阿根廷队所采用的控球战术嗤之以鼻。他在书中称控球战术要求进行连续传球，技巧繁多、模式复杂，对进球并无裨益。他虽然肯定了里普的工作，却宣称书中的结论都是自己通过比赛独立分析而得的（后来，里普对他进行了谴责，认为这种行为与抄袭并无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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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足球理论对英国足球产生了深远影响，不仅在英国国内联赛中收获了众多粉丝，还影响到了英国国家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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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利物浦理工学院的一名标记分析师却完全不认同长传理论。“我不喜欢这种说法，”迈克·休斯（与查尔斯·休斯同姓，但两人并无亲缘关系）说，“这个观点简直愚蠢透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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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本质上是一种与踢球、得分相关的团队运动，不过也有一些不同的变体：英式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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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休斯也在大会上做了报告。他利用新近开发的概念键盘进行了足球比赛分析，这是概念键盘的第一次出场。他站在统计学角度上对比分析了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中的胜者与败者，并得出了与长传理论截然相反的结论：与失败者相比，获胜者的平均控球时间更长，每次控球时的触球次数也更多。“这表明长传理论根本就是无稽之谈。”他说。阿根廷队最终捧得了当年的大力神杯。阿根廷队不仅注重控球，队长还是有史以来最引人注目的足球天才马拉多纳。“确实，只有技能娴熟的球员才能进行长传，”迈克·休斯说，“但直到那时，大家都还没意识到一个简单粗暴的事实，捧得大力神杯的球队是巴西队和阿根廷队这些不怎么使用长传战术的球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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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迈克·休斯和伊恩·弗兰克斯决定利用从最近两次世界杯中所获取的数据重新对查尔斯·里普的研究做评估。一开始，他们发现统计结果与里普的分析并无出入，但仔细辨别之后，他们发现，进球前的传球次数大都不超过4次，是因为大多数足球战术的传球次数都不会超过4次，这就说明并不是传球次数越少，进球概率就越高。换句话说，进球频率和进球概率根本不是一回事。实际上，休斯和弗兰克斯发现，成功传球的次数越多，进球概率就越高。与此同时，失败的队伍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在靠近球场边界1/6处，也就是靠近球门处的失球频率都远高于获胜的队伍。获胜的队伍在接近球门附近区域时通常会从中路突破，而失败的队伍则大都习惯从两翼包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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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他们的论文被拒，无从发表。“刚好有一位审稿人是里普的信徒。”休斯称。他本来想放弃，但弗兰克斯鼓励他继续坚持，共同应对批评之声。最终，他们的论文发表在了《体育运动科学》杂志（Journal of Sport Science）上。“我更相信直接的踢法：系列连续传球，然后直接射门。与长传关系不大，关键的是突破能力，要做到在防守球员之间及其身后精准传球，”弗兰克斯说，“是长传还是短传并不重要，但有些教练会乱用理念，认为足球运动的核心就是不断把球踢到前场，然后让球员们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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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克斯和休斯的研究表明，里普的统计结果本身并没有错，但他解读数据的方法陷入了误区。“数据收集永远都只是第一步，里普是一名出色的会计师。”康奈尔大学政治经济学家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说。安德森自2011年起就开始研究足球统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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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里普并不是位出色的分析师，因为他在理解数字背后的意义时有局限性。”据安德森说，里普在进行数据分析前就已经先入为主了，因此，他在找到自认为想要的结果——投入最小、产出最大的比赛窗口机会之后，根本就顾不上论证其他可能性。“支持长传战术的人们非常喜欢里普，这些人只想知道如何运用策略，根本就不顾这种方法可能是错的，而且错得十分离谱。”安德森如此解释。在《数字游戏》（The Numbers Game）一书中，安德森和戴维·沙利（David Sally）写道：“里普通过统计数据所得出的策略之所以出现问题，是因为他太绝对了，只顾着用数据证明自己的想法。他需要摒弃寻找单一规则和制胜公式的初衷，试着去发掘真相的多样性和数字背后的假象。”然而，里普的统计学思维让我们看到原本被忽视的真相。事实也的确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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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两个法国人不请自来，在利物浦约翰摩尔斯大学与时任系主任托马斯·赖利见面。从前的小院系后来逐渐壮大成为学院，培养出了许多世界闻名的顶级体育运动科学家。赖利将自己的团队称为“利物浦黑手党”。赖利是个多产的科学家，涉足领域包含生物钟和人体工程学。有一段时间，他还亲自指导过系里的大部分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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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赖利会定期与自由职业分析师、技术专家和外国学者等校外人员会面，与他们分享有关足球分析方法的最新观点。可这两名来自法国尼斯（Nice）的学者却在没有预约的情况下突然出现了。他们要求与赖利见面，但是赖利当天恰好外出不在系里，同事没有办法，只得先答应下来。参与会谈的人员中有两名学生，丹尼·诺西（Danny Northey）和本·迪金森（Ben Dickin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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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足球协会刚把详细分析国际赛事的任务委托给赖利所在的院系。1992年，英国足球队在欧洲足球锦标赛中一场未赢。1994年，英国队更是连参加世界杯的资格都未能获得。后来，查尔斯·休斯离开了英国足球协会。他的继任者霍华德·威尔金森（Howard Wilkinson）认为查尔斯·里普是个狂热分子，并想对足球运动进行现代化改革。由于诺西和迪金森的论文都与运动表现分析有关，而且对概念键盘比较熟悉，因此英国足球协会的项目便交给了他们。“在参与项目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免费观看那些需要付费的比赛，”迪金森说，“我们就是廉价的学生劳动力。”整个夏天，他们都在忙着项目的事，还在英国足球协会旗下的教练协会会刊《洞悉》（Insight）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公布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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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大部分研究结果都进一步驳斥了长传战术，并强调了英国的足球队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足球队的显著差异。他们发现，在英国本土的足球队中，进球得分通常得益于在前场1/3区域内的重新控球，而其他国家的足球队的破门得分往往得益于在中场和后场的1/3区域内的重新控球。此外，在英国本土的足球队中，大多数破门得分是在发起进攻约5秒后，传球次数不超过两次，而在世界其他国家的同类球队中，大部分破门得分都是在3至5轮传球后，导致进球的最后一波进攻通常会持续10秒左右。最后，与英国国内联赛的足球队相比，其他国家联赛足球队的进球得分通常需要经历十多轮传球，进攻时间也多于15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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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趣的发现与14号区域联系紧密。研究人员按照3×6的方式将足球场地划分为18块网格区域。他们发现，位于场地边缘的14号区域，也就是教练所说的“敌方中场与后防之间”，是事关成败的关键位置。控制好这一区域，对获胜十分有利。1998年，进入世界杯半决赛的四支队伍分别是巴西队、荷兰队、克罗地亚队和东道主法国队，这四支队伍在14号区域内的平均传球次数为25次，其中70%为前向传球，目标方向为罚球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未能进入四强的球队在该区域内的平均传球次数仅为15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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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西和迪金森一头雾水，不知道那两个法国的不速之客的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于是便想一探究竟。两人自报了家门，原来他们是环球体育公司（Sport Universal）的首席技术官让-马克·乔治（Jean-Marc Giorgi）和首席执行官安托万·达维德（Antoine Dav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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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介绍简洁有力，先是播放了一段欧洲冠军联赛的比赛片段，对阵双方为曼联队和尤文图斯队，随后又用动画形式将比赛重现了一遍，以俯瞰视角将足球场转换为了二维场景，球员则被简化为运动的点，看上去与经典的电脑游戏《冠军足球教练》（Championship Manager）很类似。一款名为阿米斯科（Amisco）的软件可以从比赛的视频脚本中识别出球员位置，进而利用像素追踪算法将视频图像转换为动画。在追踪球员的实时移动方面，抓拍速度可达0.1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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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球员的实时动态时我都惊呆了，”诺西说，“一看到这款软件，我就知道它一定能够在体育界引发一场革命。”阿米斯科还可以帮助用户实现播放、重播、绘制越位线、筛选特定运动方式等功能，还可以详细记录各类细节，平均每场比赛可记录3000次触球，并轻松测算各种距离。也就是说，它可以回答一系列统计问题，从传球总次数到特定球员快速奔跑的距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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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车回家的路上，迪金森和诺西依然觉得先前见到的一切如梦如幻，于是便暗下决心，一定要参与环球体育的这个项目。他们迅速地与这家创业公司签署了为期3个月的实习协议，并打包好行李准备奔赴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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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马克·乔治所开发的项目原本是一项高校重大研究课题的一部分。该课题计划构建人工智能系统，为橄榄球教练提供实时战术方案。研究的第一阶段包括像素追踪算法的开发，也就是单凭比赛的视频脚本对足球和球员进行自动追踪。1995年，乔治和达维德对阿米斯科申请了专利。后来，由于资金链断裂，项目被迫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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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一个朋友觉得实时追踪技术很了不起，于是帮他们安排了一场会面，对象是法国国家足球队的教练艾梅·雅凯（Aimé Jacquet）和吉拉德·霍利尔（Gérard Houllier）。在会面之前，环球体育公司获准拍摄法国国家队在马赛维洛德罗姆球场（Stade Vélodrome）的一场友谊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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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所展示的效果后，雅凯十分兴奋。“他围着桌子绕圈并兴奋地大喊：‘这就是我想要的！我已经苦苦等了好多年了。’”乔治回忆说。会议开始于下午两点，但直到午夜稍过才结束。雅凯一直在刨根问底，向乔治和达维德询问了许多有关软件的细节问题，例如，软件能否绘制图像以连续展示防守位置、中场位置和进攻位置的距离？能否自动回放全部进球的画面？能否展示足球落地时的球队阵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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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和达维德说这些功能都可以实现，但也承认要在次年的世界杯上使用全部功能有些不现实。在收到积极的反馈后，他们离开了法国尼斯大学，创立了一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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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的夏天，丹尼·诺西和本·迪金森抵达了一个名为普朗德瓦的静谧小镇。小镇位于尼斯以北30千米处。环球体育的办公室是由一所学校改造而成的，而大家的住处则是办公室对面的青年旅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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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运行阿米斯科，就要在场地周围安装若干个摄像头，以保证拍摄范围覆盖全部场地，以及每个球员都能出现在视频中。此外，在比赛过程中，还需要一位分析员对红牌的判罚、越位和拦截等行为进行标记。比赛开始前，分析师需要对每个球员的身份进行确认。理论上，在完成上述操作后，软件就可以全程自动追踪所有球员、裁判和足球的运动轨迹，观察频率为每秒10至25次，构建的数据库包含450万个位置和2500次触球，直至完成90分钟的实时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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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次听到他们说，软件可以自动记录整个比赛过程时，我们颇为震惊，”迪金森说，“但在被问及软件如何实现自动功能时，他们却没能给出明确的答案。大致的说辞是，‘我们写了程序，电脑就能追踪球员了’。他们并不是心存戒备，怕被偷师，而是有点懒得解释。”到法国没多久，诺西和迪金森就发现乔治和达维德所声称的自动追踪并非事实。虽然软件可以捕捉到开阔场地内的球员的情况，但当球员的跑位有所重叠时，画面就会变得很不稳定，错认球员的情况时有发生。唯一的纠错方法就是对软件进行人工校正。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每到周六晚上，比赛结束后，环球体育都得雇用一批愿意熬通宵的兼职人员和在校学生来整理比赛数据，以尽快提高数据质量，并赶在周一早上及时向俱乐部汇报。原来所谓的自动作业并非事实。“人工校正是非常辛苦的，”迪金森回忆道，“球场周围一共放了8台摄像机，每台摄像机都有各自的坐标。大家必须在按下录制键后，用肉眼对球员整场比赛的表现进行追踪，而且每人每场只能追踪一个球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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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体育想要开拓英国市场，毕竟英国足球超级联赛是全球最富有的联赛。不过，乔治和达维德也很快暴露了自身的缺点，他们对足球这项运动知之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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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所做的基本上就是提取原始数据，”诺西说，“我们得告诉他们教练需要哪些信息：传球的方向、传球的结果、谁待的位置对、谁待的位置不对、如何才能进球得分、如何才能阻止对方得分。”因此，诺西和迪金森建议为软件增加新的功能，例如绘制球员热图；以全局视角观察单个球员在整场比赛中的传球数量；用红色标注失败、用绿色标注成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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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西和迪金森的实习期将满，此时，两名来自英国利兹（Leeds）的商人忽然出现在了环球体育的办公室中。他们是拉姆·马尔瓦加纳姆（Ram Mylvaganam）和尼尔·拉姆塞（Neil Ramsay），自称是一家名为“专区”（Prozone）的公司的负责人。他们很好奇两个英国人来尼斯做什么，于是便邀请诺西和迪金森外出共进午餐。期间，马尔瓦加纳姆和拉姆塞表示，他们正在努力将技术引进到英国足球超级联赛，为此还跟乔治和达维德达成了协议。他们询问诺西与迪金森是否有意到专区公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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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瓦加纳姆是一名商人，父辈自斯里兰卡移民而来，而他则在利兹出生长大。一开始，他学的是工程专业，后来在玛氏巧克力（Mars Chocolate）担任营销总监，负责日本、东南亚和拉美地区的业务，并且做得风生水起。再后来，马尔瓦加纳姆回到利兹，与前足球经纪人拉姆塞在其于当地开办的高尔夫俱乐部内会面。两人一见如故，开始构想商业合作模式。他们合作的第一个项目是按摩椅连锁销售商店。那个品牌的按摩椅是由芬兰的一名音乐教授设计研发的，通过释放电脉冲来达到舒缓肌肉，提升机体灵活性和血液循环速度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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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的这次合作迅速走向末路。拉姆塞认识德比郡足球俱乐部的教练吉姆·史密斯（Jim Smith），于是便安排大家在俱乐部内见面。当时，德比郡队刚刚晋级到英国足球超级联赛。第一次到德比郡队的训练场——德比郡棒球场（Baseball Ground）时，马尔瓦加纳姆感到十分震惊，他没想到场地设施会如此破败。“教练把花园顶棚稍微装修了一下，就拿给球员们当会议室和更衣室。”他说。作为一支英国足球超级联赛球队，他们需要一个作战室来备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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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筑师妻子的帮助下，马尔瓦加纳姆对球场重新进行了布局，以方便教练员与球员会面，并提供指导。他将这块区域称为“专区”，也就是“专业区域”的缩写（“原因很简单，球队之前的场地实在是太不专业了。”马尔瓦加纳姆挖苦道）。当他把项目情况介绍给史密斯时，史密斯大喜过望，表示十分看好该项目的前景，但自己在经济方面实在无力承担。马尔瓦加纳姆建议他跟拉姆塞共同出资以完成项目，结果却得到了生意伙伴刚刚破产的噩耗。马尔瓦加纳姆别无他法，只得自行筹措资金，创办公司，开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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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区的第一版设计包含三个相互连接的活动房间，配备了22台芬兰产的按摩椅。事实证明，按摩椅深受运动员欢迎。没过多久，他们就探索出了一种新模式：每天10点30分，德比郡队全体球员到专区报到，花15分钟静坐聆听助理教练史蒂夫·麦克拉伦（Steve McClaren）的指导。年轻的麦克拉伦会通过录像讲解大家之前的表现、下周六的比赛计划，以及对对手的分析。麦克拉伦总说，聆听反馈才是冠军应该食用的精神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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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马尔瓦加纳姆和拉姆塞发现球员都走了，麦克拉伦却还在办公室里工作，迟迟没有离开，原来他正在用两台录像机和一台显示器剪辑《当日赛事》（Match of the Day）中的视频。“这多浪费时间呀！为什么不随便抓个人来做？”马尔瓦加纳姆问。“他们哪能分清好坏，”麦克拉伦回答说，“我要向球员们展示赢得比赛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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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瓦加纳姆坚信他们一定可以做得更好，于是联系了一家名为“秀场时间”的伦敦公司。秀场时间可以将麦克拉伦的视频转换为精美的幻灯片和动画。“虽然《当日赛事》的原始视频也有问题，毕竟那节目侧重于记录足球的运动轨迹，”拉姆塞说，“但教练不仅对足球本身感兴趣，还想知道哪个位置上的球员与足球产生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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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拉姆塞提出了设计制造“动磁板”的想法，这也成了公司的目标。“动磁板”可以对比赛进行直观展示，可以让教练以俯视的角度观察整场比赛。随后，二人开始寻找专利技术。1997年，他们无意间发现了环球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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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瓦加纳姆和拉姆塞随即便与环球体育进行了接治，与其建立了合作关系，并成为其在英国的商业桥头堡。作为交易的一部分，专区公司购买了环球体育25%的股份。“我给德比郡队和切尔西队都发了邮件，跟他们说了系统的事情，并问他们是否愿意试用，”拉姆塞回忆道，“史密斯立刻给我回了电话，所以我们就选择了德比郡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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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区公司在德比郡棒球场上架设了完整的拍摄系统，总共包含8台照相机，以确保万无一失，能够拍摄到场地内的每一寸土地。环球体育则负责处理数据和控制质量。“问题还不少，”马尔瓦加纳姆说，“例如，拍摄技术太差，有时候我们得重复分析两遍，有时候还会漏拍球员。我们只得不停地修正软件。不过，技术是突破性的。我们对决定足球比赛胜负的统计变量做出了定义。”每到周一，马尔瓦加纳姆和拉姆塞就会来到德比郡队的训练场地，将专区公司的数据汇报给麦克拉伦和史密斯。麦克拉伦设置了公告板，公示拦截次数最多、射门次数最多、疾跑次数最多和跑动距离最长的前10名球员。拉姆塞说：“球员们开始进行内部比拼，争上光荣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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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比郡队无力支付专区公司的服务费用，于是便在跟拉姆塞和马尔瓦加纳姆的协议中明确规定了专区公司可以与来访德比郡队的其他球队进行接触，并向其他球队教练推销其服务。因此，他们会在比赛结束后的第二周去其他球队的训练场地，利用比赛数据对软件进行展示。拉姆塞此前就是一名足球经纪人，所以很擅长跟足球圈内的人打交道，而马尔瓦加纳姆则更擅长跟管理执行者打交道，如此一来，拜访球队的工作就经常落在拉姆塞身上。有一次，西汉姆联队来德比郡比赛，拉姆塞刚好去度假了，他就寄了一份带有专区公司视频文件的光盘过去。几天后，西汉姆联队的教练哈里·雷德克纳普（Harry Redknapp）给他打来了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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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盘里什么都没有！”他大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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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哪里呢？”拉姆塞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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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都播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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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现在在电脑前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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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我为什么要在电脑前面！我在车里呢！光盘在放映机里，尼尔，这东西根本不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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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拉姆塞才意识到，无论专区公司的软件做得多么精细，他们都有可能倒闭，因为教练根本就不知道要用光驱读取光盘。他们既要让分析师教会精英足球俱乐部的教练何为运动表现分析，还得教会他们如何使用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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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比郡队在晋级英国足球超级联赛的第一年就取得了第12名的好成绩，超出所有人的预期。第二个赛季时，他们在普莱德公园（Pride Park）开辟了新球场，获得了第9名的好成绩，仅差一个名次就能拿到赛事的入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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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98—1999赛季，德比郡队的很多球员都开始引起其他俱乐部的关注。与此同时，德比郡队的教练史蒂夫·麦克拉伦也声名鹊起，他不仅是当时英国国内技战术最为精湛的教练，还是使用视频分析的先驱。1999年2月，他被英国足球超级联赛中的顶级俱乐部曼联队的球队教练亚历克斯·弗格森（Alex Ferguson）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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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拉伦在加入曼联队时问弗格森，能否订购之前在德比郡队所使用的球赛分析软件。弗格森表示同意，并邀请拉姆·马尔瓦加纳姆前往老特拉福德球场（Old Trafford）演示软件。弗格森看完后感触良多，当天就安排马尔瓦加纳姆与俱乐部财务总监戴维·吉尔（David Gill）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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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在会面时直接告诉马尔瓦加纳姆，要不是弗格森让他必须来，他肯定不会出现在这里。他还说，如果马尔瓦加纳姆想要钱的话，他会立马走人。专区公司一直在无偿地为德比郡队工作，从未获得过任何报酬，所以马尔瓦加纳姆恳请吉尔能够大发慈悲：他们是一家小公司，真的需要支持。吉尔顺势问了下价格。马尔瓦加纳姆说每年10万英镑。“开什么玩笑，”吉尔跟他说，“这么说吧：就算球队能够赢得比赛，我最多会在第二年付你一半的钱。”马尔瓦加纳姆也不甘示弱：如果曼联队能在当季捧得任何奖杯，就必须支付5万英镑的软件使用费，并签署全额合同以订购下一赛季的软件使用权。最终，吉尔同意了马尔瓦加纳姆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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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在那个赛季，曼联队连中三元，包揽了欧洲冠军联赛、英国足球超级联赛和英国足总杯的奖杯。互联网时代的浪潮滚滚而来，专区公司终于挣得了自己第一张支票。“我还记得史蒂夫·麦克拉伦的高谈阔论，他讲述了公司如何帮助曼联夺得欧洲冠军联赛奖杯。”马尔文·迪金森（Marvyn Dickinson）说。迪金森毕业于利物浦约翰摩尔斯大学，后来加入了专区公司。“他会每周花上20分钟跟分析师喝茶，仅此而已。我简直不敢想象，专区公司能帮助奥勒·索尔斯克亚（Ole Solskjær）在对阵拜仁慕尼黑队时坚持到底。我实在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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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有人问马尔瓦加纳姆，是不是专区公司帮助曼联队连中三元的，他都会笃定地回答“当然了”。截至2000年8月，德比郡队、曼联足球俱乐部和阿斯顿维拉足球俱乐部都成了专区公司所开发软件的付费用户。对于专区公司来说，早期的商业模式是以订购为基础的：他们在比赛场地架设摄像机，然后每场比赛收费5000英镑。平均下来，每个俱乐部每赛季所支付的费用都有近10万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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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酷的英国足球超级联赛催生出了很多冠军球队和顶级球员，但也不乏反对创新的卢德派⁽²⁾传统教练。作为唯一一家采用新技术来分析球赛的创业公司，专区公司可谓举步维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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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诺西和本·迪金森是专区公司最早的一批员工。丹尼·诺西负责开发新的客户资源，本·迪金森负责与德比郡队保持联系。马尔文·迪金森则负责与曼联队对接。马尔瓦加纳姆跟大家说，阿森纳订购了下个赛季的软件服务，他们需要在8月前架设好分析设备。他们每天不得不工作12个小时，没过多久，大家就精疲力竭了。于是，他们来到当地一家劳务中介机构，询问是否有人会使用电脑，能够胜任文件质量控制这样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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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他们还需要聘用更多的顾问来与新客户保持联络。因此，公司开始大量聘用刚毕业的专攻体育运动科学的毕业生。他们在利物浦约翰摩尔斯大学和威尔士大学加的夫学院等以体育运动科学见长的顶尖学府里发放招聘传单，为“全球领先的足球分析公司”招聘顾问，工作地点为利兹，起薪14 000～16 000英镑。传单上主要印着一些动画截图、统计数据，以及专区公司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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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选合适的顾问至关重要。在第一轮面试中，诺西和两个迪金森从容不迫地了解着众多应聘者的情况。他们问了一些与足球有关的问题，看应聘者能否对答如流。专区公司还格外注意应聘者的外貌，不过他们的审美比较独特：20世纪90年代末期足球运动员的形象——短直发、体格健壮、穿着时尚、紧跟潮流。“光是说服人们使用软件就已经很难了，要是再让客户去适应一个跟足球俱乐部完全不搭调的人，那肯定是难上加难。”马尔文·迪金森说。他们将软件介绍给应聘者，要求其选出6条可能对教练有用的片段，然后将结果汇报给面试官。随后，专区公司会提出一些假设的场景，以评价应聘者的应变能力。例如，他们会提问：“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有12个人被困在了矿井里，由于氧气不足，只能救8个人。”这12个人的特征完全不同，可能是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90岁退伍老兵，也可能是来自战乱国家的难民，等等。他们通过应聘者的处理方式来断定谁适合当领导者，谁适合当组织者，谁能承受压力，谁适合谈判，以及带有何种偏见。最后，他们要求应聘者做10分钟的陈述，阐述自己何以能被专区公司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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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区公司的第一批顾问堪称百花齐放：西蒙·威尔逊（Simon Wilson），半职业足球运动员，利物浦约翰摩尔斯大学科学与体育学学士；巴里·麦克尼尔（Barry McNeil），心理学专业毕业生，曾任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ational Health Service，简称NHS）研究项目经理；加文·弗雷格（Gavin Fleig），威尔士大学加的夫学院优秀毕业生，曾受迈克·休斯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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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整日在足球俱乐部和位于利兹红灯区仓库中的专区公司办公室之间奔波。仓库的风格有点像工厂厂房，平行放置着好几排长条工作台，上面密密麻麻地摆着两百多台电脑。办公室窗户都被铁栅栏封死，厨房是和一层的针织品公司共用的。“当时的办公室简直太简陋了，”专区公司的员工马尔文·迪金森回忆说，“我们就在仓库简陋的顶层进行着全世界最复杂的球赛分析。楼下是卖马甲和袜子的。”直到欧足联、国际足联、英国天空电视台和英国广播公司的高管来到公司办公室，大家才意识到花在办公场地上的钱实在是太少了。“我们把钱都花在了产品研发上。”拉姆塞说。除了设备，马尔瓦加纳姆还在办公室里挂了一幅街头画家朱利安·比弗（Julian Beever）的作品。那幅画名是一个视觉陷阱，从特定角度去看就可以看出3D效果。在马尔瓦加纳姆看来，他们收集的数据就像是比弗的粉笔画：想弄懂的东西就在眼前，只不过隐藏于全局之中。“如果拍摄位置错误，数据就无法派上用场。我们需要将数据转换为智慧。如果做不到，公司就得关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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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同甘共苦，一起工作，同住同出。到了有比赛的日子，专区公司的顾问便会到各自负责的球场收集数据，然后在凌晨两点乘坐公司的银色大众高尔夫车，回到利兹，连夜处理数据，最后再赶回各自负责的俱乐部，汇报分析结果。仓库里挤满了熬夜工作的兼职员工。“仓库就像是生产线上的传送带。大家必须赶快完成分析，因为下一场比赛很快就会到来。”拉姆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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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场比赛都要使用27台电脑：每名球员1台，外加两个边线裁判和一名主裁判。每位校对人员负责盯一个球员，挑出像素追踪算法的全部问题，最后再汇总所有数据。“累计处理时长一旦超过25分钟，动画部门就会介入。”本·迪金森说。他们将花费好几个小时逐行梳理数据，直到找出所有错误。“结果他们发现自己用的程序并非最新版本，程序员把表示罚下的‘红牌’写成了‘红片’。所以，场上有球员被红牌罚下，程序代码却并没给出这项指令。这时，已经凌晨4点了，天一亮教练就要看比赛分析。红牌！老天啊！简直是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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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小问题时不时地就会让我们在英国足球超级联赛的俱乐部的教练面前出洋相，简直令人如坐针毡，”马尔文·迪金森说，“有时候，大家一起俯视球场，结果运动员突然从一边跳到另一边，就好像瞬间拥有了钢铁侠般的超能力，在1秒之内跑了250米左右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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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四晚上，大家会聚在利兹的夜总会，分享战斗故事。马尔文·迪金森最喜欢讲的是，有一次，一位门将教练主动提出想要学习如何使用软件。迪金森立马觉得自己有义务教好他，于是让他先从移动鼠标光标开始学起，把光标移动到屏幕顶端即可，没想到他竟然把鼠标抓起来悬空移动，迪金森关切地问他在干什么，他恼火地回答：“我怎么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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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了，并非所有教练都是卢德主义者。曼联球队教练亚历克斯·弗格森的助教是葡萄牙籍教练卡洛斯·凯鲁斯（Carlos Queiroz），他就能热情地拥抱新兴技术，不仅自己能熟练掌握，还贴心地配合着不同球员和教练员的敏感心理。凯鲁斯过去常对马尔文·迪金森说，他们已经不是在跟球员打交道了，而是在跟一群踢球的百万富翁共事。“例如，贝克汉姆就曾质疑专区公司的工作，”迪金森说，“而凯鲁斯是这么跟他说的，‘大卫，就是这个软件帮助我们把您的身价从3500万英镑提高到了5000万英镑’。”有一次，在分析欧洲冠军联赛海法马卡比足球俱乐部（Maccabi Haifa）所参加的赛事时，迪金森观察到世界杯冠军得主法国队的中卫劳伦特·布兰科（Laurent Blanc）表现得相当低迷。“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迪金森说，“他竟然防不住对方球员，奔跑速度亦不及对方球员，搞得队友需要帮他盯防。显然，他已经过了巅峰时刻，辉煌不再。”迪金森将布兰科的比赛镜头播放给凯鲁斯看，这位葡萄牙教练摇了摇头。“布兰科确实有问题，”凯鲁斯跟分析师说，“但弗格森钟爱布兰科。”这简直就是教科书式的晕轮效应。凯鲁斯建议暂停播放，然后仔细观看劳伦特·布兰科与另外一名防守队员盖瑞·内维尔（Gary Neville）的表现。“我们大概看了8段关于布兰科近乎犯规的视频。内维尔是典型的曼彻斯特人，他生气地站起来大喊：‘劳伦特，你脑子里都在想什么呢？’劳伦特就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双臂交叉在胸前，肩上围着一件套头衫，耸了耸肩，不予理睬。迪金森觉得能有机会目睹两位世界顶级球员用自己设计的体育运动科学工具折磨对方，真是荣幸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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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鲁斯这样的球队教练只是个例，并不常见。虽然专区公司的顾问不辞辛劳地展示着软件能为球队带来的种种好处，但大部分球队教练在看完专区公司数据库衍生出的多维视频后，都觉得与自己在边线外所看到的即时信息无甚区别，体会不到其中的智慧。实际上，大部分教练都会跟专区公司建立联系，但又不清楚专区公司究竟能干什么。“有时候，我们觉得十分愧疚，因为只要我们能让球队明白软件的真正用途，他们就能立刻拿到获胜的金钥匙，”迪金森说，“软件能回答所有的问题。但在比赛之后，他们竟然什么问题也没有，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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